实现“教育公平”并不容易，因为教育是需要资源投入的，而优质资源一般都掌握在精英手里。表面上看试卷是一样的，但实际上不同孩子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却有天壤之别，“公平”也就无从谈起。
在不少西方国家，精英阶层通过自身优势地位剥削平民，然后用剥削的成果去培育下一代，同时把教育壁垒抬得越来越高、高到普通人根本没可能参与竞争……长此以往，教育就会沦为维护阶级秩序的工具。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就认识到了教育的“阶级性”，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非常重视教育公平，在许多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这些措施哪怕放到今天来看、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废除“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战争年代，许多革命干部英勇牺牲，子女教育就成了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组织上把烈士子女集中起来办了一所学校，采取与部队一样的供给制。建国后，学校迁到北京圆明园遗址之上，东临清华、南接北大，条件非常优越。
让烈士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人民群众是很能理解的。后来，这些学校享受的特权越来越多，引起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极高的警惕，1952年6月14日，毛主席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指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把干部子弟学校称为“贵族学校”，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个说法是比较严重的。在他看来，无论是干部子弟、资本家子女还是劳动人民的孩子，在教育资源上都要力求平等，“只看条件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
为了安抚干部子弟情绪，周总理亲自去学校演讲，他说：“干部子弟不应该特殊化，应该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在同一个学校里，一起学习。你们的父兄，是从劳动人民中成长起来的，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是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你们也应该这样做。”
【提倡减负，缩减学制，消灭“唯成绩论”】
中国古代实行过漫长的科举制度，不少人对成绩抱有执念，认为只要成绩好就能做人上人，产生了一大批厌恶劳动、不创造实际价值的蛀虫，这与新中国追求平等的教育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在这种风气下，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重，风气越来越糟糕。1955年7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依然没能改变风气，有些高年级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一周课时比规定时间多出二十多个小时。
面对越来越卷的教育乱象，毛主席给出了明确的建议，他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并提议“学制可以缩短”。
由于当时教育资源稀缺，高考被不少人当成升官发财、阶层跨越的捷径，这让毛主席越来越不满意。1966年，一位北京学生写信揭露了高考的问题：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都想成名成家，只顾个人奋斗，毫无集体精神；大搞特殊化，建设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把工农子弟排除在外……
如果任其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将离“公平”的初心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宣布从1966年开始暂停高校招生，对重病下猛药，在一定程度遏制了教育界的歪风邪气。
【从劳动中来到劳动中去，彻底打破阶层固化】
毛主席一生对教育问题钻研颇深，他深切意识到教育领域必须来一场革命，否则高校就会再次沦为滋生精英腐化思想的温床。
一方面，当时进入高校必须通过高考，而高考文化课比重实在太高，这就造成高校生源越来越局限，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很难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对此，毛主席给出了改革的方向，“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从1968年开始，各大高校纷纷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和下乡知青里招募学生，“唯成绩论”不再有市场。
另一方面，当时高校包分配、且对口单位待遇都不错，名利的诱惑，深刻影响了许多知识青年的三观。在很多人心中，进大学读书就是进入好单位的捷径，学生不再以劳动为荣、而是想脱离劳动做“人上人”。为了把大学从名利场中拯救出来，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高校将招生原则改为“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如果贯彻这样的原则，大学将成为劳动者学习文化、升级技术的平台，对于那些不愿从事劳动的人、即使读了大学也无法进入好单位。
当然，由于当时教育改革推进速度过快、触动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利益，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也留下了不少争议。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是，毛主席在教育方面的改革思路，确实有助于打破阶层固化、维护社会公平、净化道德风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