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绍雷]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段近半个世纪的探索进程，不光承载了成千上万参与者的心力，而且，也留下了值得思考的故事。沧桑巨变中的个人体验，不过是大潮中的雪泥鸿爪，但或许有助于发掘机理，求取印鉴。
一、1982年北京大学第一次国际政治讲习班
1982年底，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举办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届国际政治讲习班。作为刚刚留校工作的一名青年教师，记得当时我十分迫切的一个意愿，就是希望在我们大学系统地推进国际关系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华东师大前辈老师们理解并支持我的这一夙愿。所以，前往这个讲习班成为我在校工作后的第一次学术出差。记得当时的北京，严冬已经来临，但来自各地各部门的一百来个学员，满怀热情地投身在这文革后的第一次相当系统、并且是高水平的国际政治专业培训。讲习班历时整整一个月。记得当时的北大国政系系主任是梁守德教授，还有几位北大国政系的骨干教师，他们为办好这国内第一届国际政治专业讲习班，尽心尽力。而为讲习班授课的教员阵容，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不光有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中调部领导陈忠经、外交家冀朝铸、学术权威陈乐民、还有资深外交官、英语专家薛谋洪等一批当时最优秀的专家型外交干部。
记得那时北大校园还是未曾扩建改造之前的老样子。尤其是隆冬时节，寒假中的校园略显冷清。某天下午，宫达非副部长开讲。估计，这也是他第一次北大讲课。一走上讲坛，环顾教室四周，宫副部长第一句话便是：“看来，北大的校舍比有些非洲国家的校舍还差劲”。全场一阵感慨。陈忠经讲的是台湾问题。作为高级主管干部，不仅一点也没有官腔，甚至有点中国老派知识分子的古朴风范。当他讲到当时台湾名记者江南被刺杀一案，不仅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而且，分析之透辟、措辞之精到，迄今犹在耳边。薛谋洪大使作为资深外交官，当时接受中央安排，曾经专门负责对新中国外交的档案文献的系统整理。因此，从他讲课中，我们不仅目睹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任中方高级英文翻译的风采，而且，第一次听到了这一位战争亲历者，经过档案文献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对朝鲜战争不同以往的新评价：“朝鲜战争的结局，是中美打成了平手。”这次讲习班给我留下最深影响的便是陈乐民先生的两堂课。上午讲欧洲问题，下午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是讲习班上唯一独自承担两次讲课的一位专家。陈先生所谈论欧洲给学员们留下最有意思的一段话，便是他所引用戴高乐的一句话：“当莎士比亚还讲英语，巴尔扎克还讲法语，但丁还讲意大利语，那么，欧洲就还是民族国家的欧洲。”亲见半世纪以来翻江倒海似的欧洲巨变，我们不由得感慨前辈学者的如此远见。
四十余年来，我经历无数次国内国外的专业讲习班，也举办过无数次这样或那样的讲习班。但最难以忘怀的，甚至迄今还保存着当时整整一个月讲课记录的，还是1982年北京大学那次国际政治讲习班。
二、1982年的第一堂教学实习课——《共产党宣言》
按学校惯例，青年教师留校后需经过实习课的考核。而我所选实习课讲授的内容就是《共产党宣言》。虽然，当时自己对于这本经典著作的理解，不能与几十年之后的积累相比。但是，我清晰地记得，经过无数次阅读，两位经典作家所表达的深刻历史洞察与强劲思辨逻辑，当时撼动了我。一方面，我在讲课中着重《宣言》所描述的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另一方面，我尤其强调了“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是需要历史条件的”这一思想。诚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宣言》历次序言中所再三强调的“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宣言》最使我难以忘怀之处，是要“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而理解这一条件的关键在于：“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只有当大生产的充分发展、只有当被压迫阶级的意识超越手工作坊与教堂的尖顶，只有当“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时候，被统治阶级的真正解放才是可能的。
当时，我的助教辅导老师是周尚文老师。周老师听了我的这一堂课，一边热情地鼓励，一边又严格地要求我把自己对于《宣言》的理解进一步系统化。这一教诲始终伴随着我的几十年的教研生涯。
三、1987年第一次东西方比较的国际考察
对国际事务的认知，不仅来自读万卷书，亦需行万里路。80年代的第一次留学，就有幸取得了一次宝贵机会。1986到87年在苏联学习的最后时段，经使馆教育处批准，从苏联出发，西行至波兰，再西进德国，在东柏林穿越柏林墙，到西柏林，然后，南下奥地利，又从维也纳经近在咫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伐，经布拉格，折道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经过乌克兰的基辅，最后，东返苏联本土。这整整一个月中，我亲见了仍处社会主义体制之下的苏联与东欧各国。包括当时波罗的海三国还在其内的苏联各地。虽然是处于冷战终结的巨变之前的最后一瞥，但改革之风已起。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有端倪可察。而那时的社会还大体稳定。因为随新华社资深记者同行，每到之处都在各地新华社住宿，省去大笔开支。尤为难得的，能聆听到驻各国新华社老记者们对于当地历史文化、与冷战末年形势的周详而又深刻的介绍。
此行最值得记录的，乃是一路行走之中，对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一学术概念的体验。欧亚大陆西端的西欧与东端的亚洲之间，座落着迄今人类历史上的最大一片“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从人种来看，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犹太人、高加索与中亚各地人等在这里汇聚。从宗教看，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势力在这里纵横卑阖。从自然地貌看，从东欧大平原向西，便渐进入中欧与西欧间森林地带，折向南方更是丘陵与山地。而从人文景观来看，在苏联境内的莫斯科、明斯克一带，根本无法看到那种西欧式的、以所谓“市民社会”设施——比如，有着市政厅、商会、教堂、法院、广场、老街——所组合而成的“老城区”。但是，从华沙老城往西，便渐渐有了更加西欧式的风范。维也纳则愈加。当时的考察，并未到达伦敦与巴黎。但是，仅从东柏林黑黑的地铁里曲曲弯弯爬出来，经柏林墙，在五光十色的西柏林“裤裆大街”（Ku’damm）之所见，那种从风俗到政治的开放程度，与莫斯科比，使人顿感云泥之别。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这么一大片犬牙交错之地，于是，就从当年对“文明结合部”的最初体验开始，伴随着我这一辈子的国际交往与研究。
四、我的第一本合作专著：《国际风云的产儿》
从苏联回国之后，应倪世雄、金应忠两位老师的邀请，我有幸参与写作了平生第一本集体学术著作《国际风云的产儿》。该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这大概是当时国内最早介绍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之一。倪老师写美国部分，我写苏联部分，而老金则写中国部分。按照当时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的评价，她完全感受到了此书写作的认真与深度。以我而言，实际上在苏访学，我有两个目的：一是系统研习俄国历史，二是完整了解苏联国际关系思想与理论。就后者而言，当时我带回来的相关几十种著作，相当全面地反映了苏联晚期国际研究的面貌。值得一提的是，从60-80年代苏联学者对西方国际理论曾有过非常地道的译介，但是每一种译作封面总会加一句“批判性地介绍西方理论”。估计是当时意识形态管理的背景之下，作者的“防身之用”。与此相关联，到了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反倒没有出现过类似我们国内满城皆唱“三大主义”（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的现象。也许是二十年前早就打过交道，于是，就不感到那么稀奇了。也因此，我还是觉得不光对于从苏联到俄罗斯的这一过渡时期的国际思想理论，包括诸多西方国际思想与理论，还是值得我们花功夫研究。当然，以今天眼光去看，需要在全新语境之下的诠释。包括像华为总裁任正非所持态度：通过向对手学习，探索化解压力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