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随着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开始恢复高考制度，为了确保这一政策的执行，邓小平同志与教育学者进行了讨论，商量恢复高考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在讨论出一个可行的方案后，邓小平同志对这个方案大加赞赏，但还是提出要删除一个报考条件。正是这个被删除的报考条件，使中国得到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7年，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新的科技革命即将到来，为了确保国家在接下来的时间中不落后于其他国家，邓小平同志开始考虑恢复高考。这一年上山下乡政策已经展现了它的效果，在知识青年的帮助下，很多地区的平均教育水平都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但是这对于接下来国家要面对科技革命浪潮来说还远远不够，中国依旧需要一批拥有接受过更高科学教育水平的人才，投入到各项领域当中去。
于是在当年8月份，邓小平同志特意召开了一次讨论会，40多名全国各地的教育专家到场，开始讨论当前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在讨论过程中邓小平同志点明了当前国家遇到的问题，即科研人员严重不足，科研人员的培养模式也落后于其他国家。中国需要对现在的招生与教育模式进行改变，以提高人才培养效率，并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建议。
对此在场的教育学者和专家都表示同意，并开始讨论执行方案，最终得出了十六字方针，即‘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而邓小平同志审阅了这一方针后，对其大为赞赏，但还是表示‘领导批准’这一条得去掉，在场的专家对此有些意见，但邓小平同志却坚持这么做。为什么‘领导批准’这四个字如此重要？邓小平同志又为了什么才去掉这四个字？
1977年，新的科技革命即将到来，而邓小平同志在教育会议上，针对恢复高考的十六方针，特意去掉了‘领导同意’这一条，是有很深的考虑的。自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大量的知识青年参与到了农村的工作当中，依靠自身接受过的科学教育知识，为地方乡镇提供多种多样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包括了农技员、教师、赤脚医生这三类。
这三个工作都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工作，由于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只能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很多地方依然处于低教育水平、低医疗水平、低生产能力的情况之中，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作为当地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群，自然主要是从事这三种工作，为当地的百姓提供了很多帮助与基础服务。
当时间来到1977年时，很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已经成长为了当地的生产骨干，或者是主要的医疗教育服务提供者。而这也是会议上教育专家对于删除‘领导同意’这一条最大的担心，因为一旦开启高考招生，必然有大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前来参与。如果不加‘领导同意’这一条，很多地方可能会同时失去教育、医疗与生产骨干，这可能会让地方出现一些混乱。
但邓小平同志强调，接受教育既是一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也与国家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如果教育出现差错，就可能让国家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彻底落后，这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坚持删除‘领导同意’四个字。
1977年12月，高考正式开始，无数人因为这次高考而走上了更高的台阶，也让中国跟上了新的科技革命浪潮，国家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而恢复高考对于中国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量优秀人才被选拔，并投入到各个领域当中，使中国内部沉寂的生产力被唤醒。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的农业发展，自上山下乡政策后，中国地方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提高。但那是基于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修修补补，其提升空间是有限的，只有通过科技发展与工业进步，才能够使农业生产力得到质的飞跃。
而恢复高考就成为了这一生产力飞跃的起点，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靠着高考选拔出来的人员开始快速吸收西方的先进科技，然后通过发展工业来反哺农业。使中国的农业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靠着稳定廉价的化肥、农机供应，以及优秀的选种育种机制，使中国的粮食与经济作物产量都得到了快速提升。
如果1977年，中国政府没有恢复高考，那么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中国很可能就会爆发粮食危机。因为如果没有高考作为人才选拔机制，那么中国就难以建成世界级的工业大国，稳定的化肥、农机供应，优秀的选种育种机制等一系列现代农业必须的配套设施，都将成为空谈。而如果连农业方面的配套设施与基础建设都只能依赖从西方进口，那么中国的粮食安全永远也无法得到保证。
邓小平同志提议并主持恢复高考，可以说是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教育基础，高考选拔机制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缺口被快速填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