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网传聊天记录“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一名导师的学生集体患癌”引发大量关注。根据《齐鲁晚报》的报道，在中山二院导师苏士成的团队中，多名学生患上罕见型癌症，其中，黄某在博士毕业后确诊胰腺癌，确认病情的第二天便被苏士成踢出了群聊。许多网友继而质疑，学生患癌或与实验室试剂有关。
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近日，《极昼story》刊载的文章《 <她为什么换了导师> 被下载4万次，研究生吃到自己的瓜》中就提到，一篇讲述导生关系的硕士论文在知网的下载量已经达到了4万余次，有人读着读着发现“这写的不就是自己？”还有学生借用了最近在亲密关系领域流行的说法，将导师和学生比喻成npd（自恋型人格障碍）和血包，调侃之下却是深刻的无奈。
针对这些导师的成因，这篇文章也给出了解读：要有论文成果和职称才能成为导师，而能够问责导师的永远不是学生，而是教学评分体系。另一重要原因是，当如今的青年教师面临非升即走的考核压力时，这层压力会最终落到学生头上。
文中提到的官僚制“师门传统”也让很多人并不觉得陌生，每个导师自成一派，手下的学生只能追随，并不时表忠心。在读到换导师被阻拦、毕业后被导师追着无偿打工等情节时，我也想到许多朋友的血泪故事。
吊诡的是，由于明面上并非雇佣劳动关系，学生会因碍于师生情面而不敢拒绝对方的要求，但反过来可能并非如此。比如，在中山二院事件中，据媒体报道，学生黄某确诊病理结果的第二天，就被苏士成踢出了群聊。
学生没有反馈通道，换导师全靠人情博弈
尹清露：把某些导师比喻成npd很是传神，但是导师的权力关系与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又不一样，把它简化为个人品行好像错过了什么，所以是什么导致了npd导师的一再出现？
潘文捷：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来源越集中越封闭，导师越是一言堂，做事就越发没有顾忌。
徐鲁青：我觉得可能在于学生的反馈通道有多少，在高校里，存在什么样的机制，让任何员工、老师、校领导去在意一个学生的感受呢？觉得一个导师不合适要换导师，把要求提到院里去，院领导的第一反应是不能得罪同事，而不是帮助学生。学生能想到的反馈通道只有一条，还被堵上了，于是要么就忍着，要么就被逼无奈把事情闹大。
我身边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所幸他有私交不错的青椒，了解院里的潜规则的大小山头、门派、掌话人，才终于没有闹僵换了导师。一切好像是隐藏在灰色地带的，虽然研究生培养制度在文件上一五一十确立下来，但学生真正能提出什么要求，能要到什么，全靠人情博弈，要么就是对潜规则的揣测。
尹清露：如果导师和学生不被捆绑得那么厉害，情况应该会好很多，比如此前我的母校开设了新的指导制度，学生可以选择一名主导师以及其他副导师。不过我也怀疑这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就我了解的文科来说，越是“德高望重”的教授，他的学术体系越是完备，对学生的要求越高，就越容易把学生卷入到自己的体系中去，而学生选择这类老师作为主要导师的几率也相对更大，所以话语权还是难以被轻易颠覆。
林子人：文科可能比理工科好的一点是，学生相对不会那么容易沦为被老板压榨的员工——我的印象中文科生也不太会用“老板”这个称呼来形容自己的导师——对学生的需求不闻不问应该差不多就是文科导师做的最过分的事情了。
我读本科的时候，唯一的导师制经历就是撰写毕业论文时被分配到的导师。开了题之后除了在毕业论文上签字以外那位导师没做任何事情，我甚至跟他再也没见过面。直到在国外上了研究生院，我才知道学生是可以对导师有所求的，只要你与导师约了officehour。那些每隔半个月一次与系主任（也是我的学术导师）的办公室面谈，那些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与论文指导老师的讨论，都令我受益良多。
徐鲁青：我第一次知道理工科把导师叫“老板”也很震惊，利益关系表达得好直白。相较来说，高校理工科老师除了研究和教学，还有更多机会参与产业和市场，有许多自己在外面开公司、做顾问，我知道的不少建筑系老师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叫自己的学生来实习打工。文科对接市场的机会少一些，更多能施加权力的可能就是能不能发论文、让不让人毕业。
尹清露：潘绥铭在学术自传《风痕》中就提到，自己和学生是“师门一家亲”，去红灯区调查时要朝夕相处，所以“师道尊严”和“老板制度”都不可能实现，大家必须亲密无间才能进行调查。这当然是因为性社会学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性社会学本来就过于边缘，难以市场化，师生关系才会格外好。
潘文捷：或许也和导师的风格有关系。也见过导师是那种佛系性格，有谁来闹着要资源就给一点。据朋友说他的一位师弟是比较会向导师开口要资源的，要不到甚至会半夜打电话哭诉，他总能在关键节点索要到资源。但朋友自己不是很会伸手要，在一次很重要的评选中，朋友发现最终入选的人学术水平都不如自己，论文发得没有他多，但是他们是学术委员会各位主席副主席的学生。
朋友的导师虽然是闻名全国的大佬，但也许是为了不和同事闹矛盾总之是不想管这个事情，让朋友第二年继续努力。第二年朋友发现还是类似的情况，于是狠逼了导师一把，导师也就为他去争取（据说只是说了一句话，你们不能这样做）就争取到了。他讲这个事的时候我真的想到了古代的皇帝，有的皇帝觉得自己是在励精图治而手下只感到折磨，有的只顾修仙不过问世事，但余威一直都在。
理想中的导师制是什么样的？
尹清露：虽然“人与人的关系本质就是价值和利益的交换”这句话有其正确之处，但我也会想，导师和学生之间本来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林子人：《学历之死》中写到了理想的导师制应该是怎样的，我非常认同：
当真正的导师在展现某一文化的趣味性和丰富性时，会让对方觉得自己似乎也能参与其中。他们提供了一个进入新群体、新生活的平台，建立起一张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关系网络。越来越多 方面的文献表明，师生之间建立亲密关系有着持续性的重要意义。
[美]赫布·柴尔德里斯著杨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9
董子琪：我们或许可以回顾一下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是如何与导师相处的。《开山大师兄》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的成长经历。值得补充的是，标题“大师兄”这个词并不准确，因为第一批博士生当中不仅有师兄，也有师姐，比如第一位国际法博士梅小侃（1986，北京大学）和第一位政治经济学博士赵涛（1985，中国人民大学）。
据莫砺锋回忆，那时研究生上课既没有课程，也没有学分，几乎全靠导师一对一的指导。他的导师程千帆当时只有他一个学生，他经常去导师的家中与导师聊天。然而就是这种“聊天”启发了他日后的教学，莫砺锋说，“要说我对我的学生们有什么帮助的话，主要不是我开的那些课，而是每两周一次的聊天讨论。你读书时遇到什么疑难，你拿来向老师请教，老师帮助你一起思考。特别是对于文学研究领域而言，文学研究者应该有学术个性，不是千人一面。所以最好的师生传授模式就是一对一。”
葛剑雄的故事也是类似的。他说自己和导师谭其骧的交往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也有生活上的。比如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时候，他与导师一同在申江饭店长达9个月，这期间，他不仅要帮助导师找文献材料，还帮助他处理学术和行政事宜，中午一起散步聊天，交流学术观点，导师也会跟他讨论“正在形成的观点”。通过长时间的接触，葛剑雄甚至可以比导师的家人还要了解他的思想和为人。“在这个过程中，他本身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给我树了榜样……”
学生与导师之间一对一的交往、生活上的交集，在回忆中显得尤为美好，这一方面源自彼时研究生培养制度还未完善，另一方面大概也因为利益交换较少吧。在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原则下，充满人情味的旧式师徒关系也会变味，这让我想起相声曲艺中的师徒关系。师生一同工作、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很难说不滋生出剥削与奴役的便利。
许金晶/孙海彦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1
尹清露：子琪说到对学生的帮助主要是聊天讨论，让我想到自己读书时的细节，思考的结晶的确是发生在课后的私下相谈中，而不是授课中的。以通俗的利益交换来说，这是学费中最值的部分；以理想中的人际相处来说，那就是“导师也是人”，而人会在交流中产生感情。
徐鲁青：不管是上学的时候还是工作里，我很粗糙的观察是觉得青年教师比中老年教师对教学的热情高很多，对学生的态度也平等很多。虽然青椒们相较之下工作压力大得多，绩效考核也紧张，但还是明显更在乎和学生的互动，完全丢着学生不管的情况少见一些。
虽然第一批研究生回忆往昔觉得美好，但不一定是当时的学者更有大师风采，恰恰是子琪说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还处于野生生长时期，考核不成体系，权力滋生方式也更模糊。而且那时候的研究生教育机会非常少，师生比可以做到一对一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