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文越来越多的高校向社会打开了它的大门。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发布了开放校园的通知，社会人员刷身份证即可入校。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的明湖冰场也将在周末和寒假期间向社会开放。
这是对社会舆论的正面回应。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管控放开以来，高校在一点点地打开校门——从开放校友入校权限到对公众限额开放，但是，社会舆论也一直呼吁高校大门开得更彻底些，就像疫情发生前那样，那时没有名额限制，也不需要预约，有的高校随意进出，有的高校登记身份证即可进入。
但回到司空见惯的从前似乎不那么容易，一年多来，在这个话题上不乏讨论和争辩。疫情三年的行为习惯已经重塑了我们的记忆与认知，再加上今年暑假——放开后的第一个暑假，如潮水般涌入京城名校的游学团、“秒光”的预约名额、火爆的“黄牛”，似乎成了开放必将扰乱秩序的明证。一些高校师生基于此而反对开放，他们担忧教学工作和学习生活被打扰。
这些担忧可以理解，但不足以成为“封闭”的理由。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自带公共属性，将校园和教育资源向公众开放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这应该成为社会共识。过去，公众在这种开放中受益良多，北大“三角地”礼堂的演出、浙大紫金港校区博物馆的展览，惠泽了无数追求精神享受的人们。需要强调的是，获益是双向的，高校绝不是只有“付出”，它在与社区的互动中也汲取了无形的养料，对于大学教育而言，这是看似无用，实则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更何况这还包括了与兄弟院校之间的互相开放，年轻人之间自发自由的交流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很难想象，一所与社区割裂的、自我封闭的大学，能传承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所以，该讨论的不是它应不应该开放，而是它要如何开放。
开放校园当然要以不影响师生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为前提，这就意味着，开放是有规则的，就像一个人去别人家里做客，主家开门迎客，客人也要遵循“客道”，主客之间，尊重和包容都是相互的。这里的底层逻辑是，任何自由都有边界，失去边界的自由，最终导致的是失去自由。
在北大教授“跨栏”进出闸机再次引发对高校开放的讨论后，北大表示将进一步推进有序开放校园。这里的“有序”，我理解，应该是制定访客守则，明晰访客进入校园参观时应当遵循怎样的规则，对违反者如何处理；还要明晰校园的开放部分和非开放部分，比如校园可以自由进入，但教学楼、实验室、学生宿舍则有所限制等；也可以在高峰期和非高峰期制定不同的开放方式，比如，每年三月武大樱花盛开时，入校赏花需求暴增，这时如果不限流，很可能会影响校园秩序，那么“预约限流”就可以成为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
商业研学团也是一些人担忧高校放开的原因。人们认为作为公共资源开放的高校不应该成为商业利润的来源，另外研学团蜂拥而至、良莠不齐，确实也干扰了校园秩序。这个问题不妨分两层看，首先，今年暑假研学团火爆是否有堰塞湖效应？如果高校把校门打开得更彻底些，有没有可能事实上减少研学团？因为彼时一些家长是自己预约不上入校名额，才寄望于报团。当然，可以更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何规范社会研学团入校游览参观。今年7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就发布了《关于规范馆内讲解秩序的通知》，声明未经馆方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馆内开展讲解活动，确有所需者要提前申请。其他一些博物馆也有类似规定。文博机构对社会讲解、社会研学团规范但不一刀切禁止的方式值得高校借鉴，有余力的情况下，校方也可以成为参观服务的提供者。国外一些名校，部分陪伴访客参观校园的“导游”就是由本校学生担任。
办法总比问题多。当我们有了高校应当开放的共识，在如何开放的技术层面可以有很多讨论空间。有人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彻底放开校门——访客素质不高、对名校的追逐也很狂热——这也是个误区，如果高校开放是正确的方向，那么就应该让公众在开放的实践中提高素质，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有问题则解决问题，而不是干脆抹掉问题。更何况，高校开放并不是个新事物，一些规则和习惯只不过在近三年被改写了而已，过去几十年来，敞开的大学校门，并没有带来失序。
无论如何，新的一年，期待更多高校打开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