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黄灯的声音极具辨识度与穿透力，口音与音量，在汨罗江畔的山村里应该司空见惯。
黄灯被人所知，是因为她对100多名80后90后的观察与讲述，写成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揭开了大学“精英教育”的另一面，2020年出版后引发社会超越文学之外的讨论。《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于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郁南、阳春、台山、怀宁、东莞、潮安、陆丰、普宁、佛山、广州、深圳、饶平、湛江、遂溪、廉江、韶光、孝感……5年，她利用周末与寒暑假，去了20多个学生家中，不乏跋山涉水的漫长旅途。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黄灯说，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是一本立足讲台视角、建立在从教经验之上的教学札记，那么《去家访》是走下讲台、走进学生家庭实地考察和亲历的家访笔记。从某种程度而言，这让“二本学生”有了更完整的表达。
日常生活在学生少年时代都是“教育资源”
在校园，黄灯对学生的了解基本来自她对学生的直接观察或者学生对她的讲述，但黄灯始终觉得，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支撑，如果只停留在学校范围，对一个孩子的了解是不完整的。
于是，她决定去家访。
在中国的教育语境中，这个过程被称为“家访”，但对黄灯来说，早已超出了这个概念。这种贴近大地、回到起点的走访，让她在生活细密的褶皱处，从另一个视角获得讲台之外的观察。
家访的路其实在写《我的二本学生》之前就已经踏上。2017年暑假，应2010级学生黎章韬邀请，黄灯家访的首站是云南腾冲。“去家访这个决定是对的。”黄灯说，“我看到了一个开阔、丰富、绵密而又纠结的世界，这个世界链接了学生背后成长的村庄、小镇、山坡和街巷，也召唤了他们的父母、祖辈、兄弟、同学和其他亲人的出场。”
黄灯教过的农村学生，父母几乎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当一个名叫罗早亮的学生说自己父母从来没有长期外出打工时，黄灯产生了好奇。去家访后，她才明白，罗早亮的妈妈从兄弟姐妹的不同命运轨迹发现了两个关键点：一是家庭要有盼头，必须重视教育；二是孩子出生后，带好孩子比外出赚钱更重要。罗早亮妈妈的二哥就是常年在外打拼，没有时间管教孩子，留下遗憾。
“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孩子，和在父母陪伴下长大的孩子，尽管都有可能考上大学，但从他们的状态来看，那些留守孩子性格往往更加内向、不自信、容易紧张。”黄灯说，“在学校教育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随着家访的家庭越来越多，我更加深刻地感知到，不同的家庭教育会给孩子们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
在《去家访》的出场人物中，除了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是重要角色。黄灯发现，如果一个孩子能得到祖辈的爱，长大之后，他们的内心往往会更柔软一些，这是她之前不曾意识到的。
黄灯看见何健站在爷爷坟前的郑重和追念，目睹黎章韬的外婆慈爱地注视着眼前黝黑健康的外孙，看到何境军扶着中风的爷爷在客厅散步……“也许是祖辈的爱更无条件，父母会要求孩子的成绩、排名，而祖辈只希望这孩子健康长大。这种无条件的接纳会给孩子很多勇气和力量。当孩子成年后，内心那种悲悯、温柔会保留得更好一些，心理承受能力也更强一些。”
“父母的生计、劳动的历练、祖辈的陪伴、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这些具体的日常生活，在学生的少年时代，都是一种‘教育资源’。”黄灯说，“这些才是他们更为根本的成长底色。不谈社会结构，单纯从个人层面，家庭教育对学生的权重，也绝对不会比学校教育轻。”
学校教育可以帮助孩子摆脱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
黄灯自身的履历并不“光鲜”：出生于湖南农村的多子女家庭，1992年就读于大专，毕业后在工厂干过文秘、会计；1998年工厂难以为继，她决定考研，被武汉大学录取，2002年考上中山大学博士；2005年开始，成为广东一所二本大学的教师。
看着自己的学生们，黄灯有时候会很纠结：一方面，现在上大学的“性价比”已经没那么高了，但这些孩子和家庭付出那么多，又抱有那么深的期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上了大学，他们有了更多在社会上立足的机会，如果再拉长时间去观察，可以发现，很多学生的前途比没有上大学会好很多。
黄灯强调，《去家访》中讲了诸多家庭对孩子成长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不是否认学校教育。相反，学校教育可以帮助孩子摆脱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我曾经一度认为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绝对的，但去家访之后发现，原生家庭影响很大，但对于主动性强、生命力强的孩子来说，是可以摆脱的。”
黎章韬在大学喜欢看课外书，阅读量很大。在父亲的木艺作坊接待客户时，他发现，与客户的交流很少直接触及产品，而是聊其他话题。这让黎章韬意识到，“说到底，与客户产生共鸣后，他们信任我、认可我，进而认可我的产品”，这无形中为家庭搭起了一种新的销售模式。
黄灯坦言，在去家访之前，她对二本学生群体的整体去向是比较悲观的。但当她有机会贴近孩子们的“来路”，看清他们一路走来的过程，发现对这些孩子来说，考上二本大学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无论社会的缝隙多么狭小，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
去家访，不仅仅是自己作为旁观者的观察，对学生来说也是大学课堂的延伸，有了重新认识家庭与家乡的契机。一个名叫吴浩天的学生告诉黄灯，老师没来之前，自己从来不觉得生活的村子有什么特别，“现在觉得还蛮值得一看”。
一位名叫张正敏的女生，之前对爸爸与哥哥充满了抱怨——不可否认，重男轻女的家庭确实连累了她。当她重新了解家庭后，发现爸爸本来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人生目标就是待在小山村里，娶一个老婆，生两个孩子，当城镇化进程裹挟他前行，他的努力也没有得到回报时，他的一些行为也就有了“重男轻女”之外的解释。
“传统中国”的教育启示
黄灯去家访还有一个“私人目的”，作为一位母亲，很多困惑她的家庭教育问题，希望能在与学生家长的交往过程中得到启发。
“我们这些通过读书获得工作、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教育观念上可能倾向于‘爱与自由’‘与孩子做朋友’等理念。但我发现，我的学生家长的一些传统教育理念，其实是有效的，尤其对孩子品格的锤炼非常有效。”黄灯说。比如，父母保持一定的威严身份，孩子往往更容易形成好的习惯，于魏华爸爸为了让他专注学习，无论多累，晚上都要陪他做作业，坚持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他能管好自己；罗早亮妈妈坚持孩子一定要劳动，要分担家务，绝不娇惯孩子。
在潮汕之行中，黄灯穿梭于各个原生态村落，深刻感受到了“传统中国”的日常。与建筑一样保存完好的，是当地传统生活方式和民风民俗的传承。“潮汕的孩子懂事、懂礼，也懂得人情世故，气质里温柔笃定的成分更为明显。”黄灯说，“我观察到，潮汕的孩子，往往更能认同劳动、实干的观念，更有集体和团队意识，也更懂得合作和谦让。”
《去家访》书中写到的孩子，几乎都是勤快的，劳动是生活的日常。黎章韬在小学就热衷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捡垃圾、拾废铁；罗早亮从7岁就开始学着做饭，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放鹅和放牛的任务由他独自承担……
这让黄灯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每个人都要参与劳动，在外面有农活儿，在家里有家务，其实这对一个人的能力培养是非常好的”。同时，劳动让孩子的情感更加饱满，“他们会更加心疼、理解自己的父母，也更珍惜自己得到的东西”。
黄灯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心理脆弱不安，与从小缺乏劳动锻炼有关系，“他们没有切肤的痛，也就没有切肤的快乐，他们的生命经验是空荡荡的”。此外，父母也不要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所谓更好的学习环境、成长环境，而去刻意营造一个假的环境，“孩子应该和父母一起分担家庭的责任，读书并不是‘天大’的事”。
因为家访，黄灯进一步坚定了一个判断：她庞大的二本学生群体，构成了中国大学生的大多数，成为社会的重要支撑；他们的家长，作为劳动者的主体，以自己的劳作和付出，同样构成了中国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石。
“所有片段、场景和抵达，在我脑海中绘就一幅动态而清晰的画卷，接通了一个丰富而真实的中国。”黄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