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十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持工作，主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也正是在这一年，在邓小平的决策之下，停滞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得到了恢复，全国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改变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当年恢复高考的决策是怎样出台的，又冲破了哪些阻力，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问题。
一、是谁首先提出了恢复高考？
早在1977年的五月，那时候的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在一次谈话中他就痛心疾首地提出：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但那个时候的大学，大门是紧闭的，招生还遵循着“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而“领导批准”这一条，在当时的大学招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到了1977年的8月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召开了一次科教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当时著名的四十多位科学家和学者。
在这次座谈会上，在谈到现在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的时候，有人说提到说现在招回来的学生，有很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在进行了八个月的补习就上了大学，仅仅读了三年就毕业了，这根本不会有什么真才实学。
邓小平听了以后，非常不满意，说到：
那干脆就叫“清华小学”，“清华中学”算了，还叫什么大学啊！
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当时还是武汉大学的副教授的查全性勇敢地提出了“十六字”招生方针的弊端，呼吁恢复高考制度。
查全性的发言在现在看来好像是平平淡淡，但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查教授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这番话一说出来，举座震惊，因为当时1977年的高等学校招生会议已经开过了，并基本沿用了之前的“十六字”方针，可以说已经成立定局，于是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主持会议的邓小平。
但让人意外的是，这时候邓小平却带头鼓起了掌。受到邓小平的鼓励，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大家才真正踊跃起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也纷纷表示同意查全性的意见。
邓小平在这个时候顺势问教育部的刘西尧：
既然大家都觉得应当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吧 ?
这时候查全性又抢着说到：
还来得及，现在还没有正式招生，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假如晚一年纠正，就多了几十万不合格的大学生啊！
邓小平于是又重新问了一遍刘西尧：
你说来不来得及嘛？
刘西尧盘算了一下说道：
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邓小平一挥手说道：
那就赶紧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不能再耽误一代人，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
于是，会场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就这样，一次改变了亿万人命运的决定在这次本来可能只是走走过场的座谈会上形成了。
二、长达四十四天的招生会
到了8月13日，根据邓小平上次在座谈会上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一年召开了两次招生会议，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的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这次招生会议进行地也是异常艰难，耗时长达四十四天。
这次会议之所以陷入如此胶着的状态，还是与当时大家的思想比较混乱，难以形成统一意见有关。比如，在当时“推荐上大学”这条招生规定，已经是写入1971年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的纪要上的，并且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还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了全国各地。
在这次召开的招生会议上，有很多人还对以前提出的“两个估计”心有余悸，再加上之前召开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以前错误路线的肯定，都给大家造成了思想上的困扰，以至于这次招生会议反反复复，难以做出决定。
其实，在大家的心里，还是拥护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定的，虽然有些人在当时敢于说真心话，但仍然有很多人在思想上是摇摆不定的，这就造成了很大地阻力。
正在僵持之际，《人民日报》的记者穆扬站出来打破了这种僵局。为了让邓小平了解这次招生会议的具体情况，他邀请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教育工作会议，并亲眼目睹“两个估计”出台的负责人进行座谈，最后把会议中产生的不同意见整理成一篇特刊上报。
这篇特刊很快就得到了邓小平的反馈。同时，邓小平也看出了这次会议迟迟不能做出结论的症结所在，面对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迟迟不对恢复高考的关键问题表态的态度，邓小平非常生气。在9月19日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了个别负责人最近的工作态度问题，他说到：
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跟头的……并明确表态，“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纪要》要进行批判。他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
之后，邓小平又再次重申，以后的招生要在应届生中直接招生，而不再需要先去劳动两年。对于教育部拟定的关于新生的政审条件，邓小平也认为太过复杂，于是又亲自起草了这部分条件。在他看来，招生工作主要就是要求个人表现好，而且要择优录取就可以了。
这次谈话以后，招生会议的气氛有了很大改变。到了9月25日，这场历时四十多天的会议终于结束。到了10月5日，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这次的招生工作意见终于得到了通过。历史也就在这一瞬间得到了改变。
三、新的起点
根据招生意见，1977年的高考，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或者是军人、干部，只要是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且未婚，都可以参加高考。对于那些有特殊专长的人员，年龄还放宽到了三十岁。废除了高考推荐制度，恢复了文化考试，并且择优录取。
也就是在这年的冬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冬季高考在全国各地召开，已经关闭了十几年的高考大门再次敞开，一个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时代再次降临，也为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
在1977年冬季高考中，全国大概有五百七十万考生参加，这些考生从各地各行业奔向了考场。因为参加考试的考生过多，甚至连制作试卷的纸张都不够用了，不得已只能调用当年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的纸张来制作试卷。
1977年到1979年，我国的高校共计新入学八十多万人，这就是恢复高考以后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这批当年的考生，后来都成了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骨干，现如今很多已经成了社会的栋梁。当年勇敢提出恢复高考的查全性的儿子和女儿，也参加了那一年的高考，且都考上了武汉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还都获得了博士学位。
到了1980年，高考招生全面恢复成了从应届 毕业生中招收的形式。
对于经历过那段伟大转折的每一个人来说，1977年高考都是那样刻骨铭心，很多人回忆起来，说的最多的就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如果当年没有恢复高考，我现在可能只是一个……”
高考制度的恢复，意义远远超出了考试本身，它打破了出身论，让人们能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平台上争取改变命运的机会，更是向社会传达了尊重知识的信号，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开始走向了正轨。
在当年那些分数线后面，站起来的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那一刻，他们终于又重新嗅到了空前公正的空气，“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了一个时代新的概念，也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新起点。
如今，44年过去了，当年邓小平引导的这项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越来越明显，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直接推动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步伐。正像一个教育家说到的那样：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转自野谈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