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会议共邀请了三十多位来自各行业的科学家与教育工作者，在邓小平的主持之下，共同探讨我国未来的教育发展。
会议之上，时任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首次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倡议，他指出过去十年所采用的“推荐制”对于我国科学教育事业伤害很大，恢复公平统一的高考已然是全国人民的普遍心声。
这一番话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普遍认同，经过一番讨论以后，邓小平当场对此事做出了拍板。
查全性表示，“高考改革，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从这一刻开始，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重新得到了改变。
1、国之重策：恢复高考背后的深层意义
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内工作，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开展全面整顿与反省，特别是在教育问题之上。
在党内会议之上，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之所以会做出如此坚决的表态，主要是由于邓小平深知，高考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高考正式恢复之前，我国高校招生流程主要是：“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
而新生们的基本要求是：“初中毕业，并且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这一时期的高考并没有招生考试，只要符合要求就能入学。
这一方案虽然在表面情况下看不出毛病，但实际上它极大地限制了考生报考人数和生源质量，对我国高等学校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以1970年到1976年期间的数据为例，在这一时期之内，全国共招收了考生94万人，平均每年12万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全国人口已经突破8亿人，八亿人当中每年就出12万个考生，入学率不足万分之二，其状态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即便是进入大学以后，学员们通常也无法正常上课。
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曾经对学员文化水平进行过统计调查，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在当时大学生里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只有20%左右，初中文化水平的学生占据了60%，甚至还有20%的学生，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学生文化水平较低，这从来不是教育无法开展的难题，关键问题在于学生们之间的差距过大，即便是教师有心也很难进行统一的教学。
这些层次不同的学员集中在一个教室里学习，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会呈指数型上升，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大学教育水平的低下，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的科研进程。
当时的苏联有90万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而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居然只有20万人，在这20万人当中有多少老弱病残，有多少仅仅是为了饭碗，根本无法统计。
邓小平曾经痛心疾首地指出：“我国的科学发展与发达国家至少落后了20年”！
这一阶段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高校形同虚设，科技近乎停滞，重新恢复高考已经成为了全国人民迫切认同的共识。
此次教育科学工作座谈会结束以后，很快便引起了全国的反响。
虽然相关制度还没有正确正式落实，但在当年的广播之中、报纸之上，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除了恢复高考本身以外，邓小平还修改了生源方面的规定，允许 毕业生直接参与考试，不再需要下乡进行两年劳动。
“是否废除 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
在谈话当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理论：“如果是军校，那么学生在入学之前当两年兵无可厚非，工业类型学校，学生也可以进厂工作两年，但是对于普通院校特别是科技院校，学生应当根据情况，切实免去劳动，以促进社会最大效率地运转”。
这一消息的传出立马在全国掀起了读书学习的热潮，工厂中、学校里，甚至农田上，处处都是学生们读书的身影，国家迎来了新的面貌。
2、刘源高考受困，邓小平亲自放行
1977年的高考比以往来得都要晚一些，由于是在8月份才决定的，当年的高考时间就被定到了冬天。
彼时高考的方针已经确定，学生群体之中一派欣欣向荣的场景，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却收到了一封信件，这位考生在信中声称自己无法参加高考。
当年26岁的刘源，是北京起重机厂的一名铆焊工，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以后，他在第一时间就报了名。然而报名表是递了上去，但是结果却一直迟迟未到。
单从报考条件和文化水平上来讲，刘源无可挑剔，他早年读过书、下过乡、参过军、做过工，各项素质和条件都称得上是优异。
然而没想到的是，工厂组织部退回的理由，竟是因为超龄。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严格标准，只是提到了尽量在25岁以下。
可正是因为这个“尽量”就把刘源给刷了下来，连同他一起刷下的还包括其他九名25岁以上的工厂员工。
正因如此，刘源才会写信给邓小平，希望讨一个公道。
“我挺生气，所以就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刘源至今仍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小平叔叔，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这封信并不长，仅仅一页纸，寥寥百余字，至于邓小平会不会收到，会不会回复，刘源心中并没有底。
思考了半个小时写完，贴上4分钱的邮票，便是刘源对自己人生最后的争取。
刘源的信件递交中央以后，很快便受到了重视，最终层层上报，摆在了邓小平的书桌前。
在这封信件寄出后，他并没有收到邓小平的回信。
这封信件在中央经历了什么样的讨论，邓小平看到以后又是何反应？对于这些问题，刘源并不知情。
只是听说，邓小平批复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而吴德又转批给教育部门，最终10余天后，厂教育处才通知自己：可以报考。
而刘源和他另外9个超龄的工友也一起全部得到了放行参加高考，此时距离高考仅仅只剩下一个星期。
刘源和9个工友，是当年北京高考考场当中最后的10个考号。
但是，他的恢复高考资格，对外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新的高考，只求人才，而这正是对于无数学子最大的鼓舞。
3、开天辟地般的新时代
当年刘源以远超一本线的成绩，成功入学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他的人生彻底迎来了转变。
1979年1月，刘源的母亲王光美曾经去看望过邓小平，此次看望之中，王光美提到了刘源参加高考的事情，向邓小平表示感谢。
然而，对于这件事邓小平并没有直接回复，而是微微一笑。
刘源的去留是中央的一个态度，一个正确对待天下学子的态度，对于邓小平而言，这是在给天下的学子一个机会。
对于高考的真正意义，邓小平早就曾经提出过意见：恢复高考，意味着打破固有僵局，重新确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评价标准，其对于人才的保护，和国家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社会意义。
“这是很重要的拨乱反正，社会的公平公正也从此慢慢建立了起来”。
与刘源同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77级的同班同学当中，与其有着相似命运的人并不在少数，高考恢复真正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在高考之前，卜伟华已经在家待业了一年，在此期间，他唯一能够分配到的工作是在当地清洁队上班；邓思平则是在北京门头沟木城涧矿场当中当普通工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煤矿当中，他已经工作了整整十年，如果没有高考，他一辈子也只能做个挖煤工。
那年，徐蓝在北京延庆农场当农民，王宏治在中国科学院器材公司看仓库。
在全班的82个同学当中，有人在袜子厂工作，有人在拖拉机厂上班，还有人在地毯公司做小工……
在那个没有高考的年代，这些原本有着大好前途的青年知识分子远离了书本，投身到了最为普通的工作之中，对于国家对于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一场高考结束后，他们成了大学生，真正拥有了提高自己回报社会的资本。
除了恢复高考本身以外，给学校学生建立信心，也是邓小平此次工作的重中之重。
1977年第一场高考结束以后，依旧有很多大学墨守成规，没能积极变通，北京市内达到分数线没被录取的一共有1600多人。
要知道当时是学校多学生少，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学校方面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招生，不敢放开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还提出过了“二次扩招”入学，在一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再次作出指示，“应该录取”。
很快北京市落榜的1600学生便进行了补录考试，考试结束以后，这1600人全部由首师大和北师大接收。
多年以后，每当回想起邓小平对于自己的帮助，当年的学子总是充满感激：“如果没有邓小平，我就没有机会了。”
严格意义上来讲，1977年的这一场高考，本身也是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的。
例如由于学生们普遍缺乏训练，很多人都在底层蹉跎数年，连一些基本的常识题都答不出来，交白卷现象更是数不胜数。
但是，恢复高考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仅仅是在当年全国范围内，就有高达570万学生参加考试。
有夫妻同考，有师生同场，甚至还有一家人齐上阵的场面。
在这样如火如荼的全民动员之中，人们看见了历史的新方向，冲破了思想藩篱，这个意义远远超出高考本身。
恢复高考的第1年，就有27万人如愿考上了大学，这一巨大成就无疑给无数青年打了一记强心针。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时代的大路正在越走越宽，也使得在未来的改革开放真正能够得以实现。
多年以后，刘源对此表示，恢复高考决策“挽救了这么多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参考资料：
1、《刘少奇之子刘源感谈：邓小平批准我参加高考》中国共产党新闻。（周珣，叶铁桥）
2、《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改变一代知识青年命运》中国共产党新闻。（龙平平 张 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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