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中国境内刮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涉及到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北京作为首都，属于受影响巨大的重点区域，闹得非常凶，尤其是学生群体。
在别有用心之人看来，学生们年纪不大、容易煽动和掌控，又是最冲动的年纪，做事往往不思考后果，因此经常会将这个群体当成攻击政敌的利器。
像黄帅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她本来只是个普通学生，却因为一本日记，被江某等人借题发挥捧成“反潮流”先锋。
未成熟的心智，陡然登上政治舞台绝非好事，黄帅非常茫然，后来她的家庭也受到影响。等时过境迁，黄帅继续学业，后在外国留学工作十余年。她的一生，也是令人唏嘘。
黄帅1961年出生于北京，父母都是南京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且都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有这样的家庭环境，黄帅自幼也接受很好的教育，也有不错的成绩。
只是，她在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读书时，发生了件影响一生的事情。
1973年9月7日，黄帅所在的班级有一位同学违反了课堂纪律，让老师颇为生气，还恶狠狠地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
这句话给上五年级的黄帅造成很大的冲击，当天上课都没怎么听得进去，脑里反复在思考老师的做法到底对不对。
黄帅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晚上就着重记下了此事，她写道：
“我想对老师说，教鞭是用来教学的，不是让你来敲学生脑袋的。同学的确犯了错误，但你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希望你对同学能多点耐心、多注意些言辞。”
这些心里话其实并没有错，指出了老师的问题，也是衷心想让课堂变好。黄帅平日里比较胆小，不敢当面提意见，就专门写下这篇日记，第二天交给了老师。
然而，老师看到她带有教育意味的话语后非常愤怒，竟号召班里的同学一起来批评黄帅。
相信大家在读书时都能感觉得到，老师就是这个阶段的权威，他说什么，学生基本上就跟着做什么，黄帅那几天的处境可想而知。
她在10月13日到19日的日记中就多次记录了“受老师和同学的训”，内心无比苦恼。
正好这时，黄帅从报纸上看到有一个学生也跟老师产生了矛盾，那名学生给《北京日报》写了信，没几天记者就去往学校调解，师生间的矛盾得到顺利解决。
此事给黄帅很大的启发，她决定自己也这样做，于是在10月21日，黄帅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站在《北京日报》编辑部门口。
工作人员看她似有心事，就主动走过来问她想做什么。黄帅举了举手里的信封，有些结巴地说道：“我想...我想投稿。”说完她把东西放在工作人员手里。
对方看着小女孩腼腆的样子有些好笑，但看到里面的内容后就笑不出来了，上面写着：
“我叫黄帅，是一个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我喜欢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最近这段时间被老师抓着不放...
最近好些日子，我白天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醒，但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提出意见...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难道我们毛主席时代的青少年还要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最后一句话非常有力量，工作人员很好奇真是出自一个小学生之手吗？黄帅点点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完整说出来，工作人员安抚了她，表示过几天会有人帮忙处理。
没多久，真的有报社人员到中关村一小去，为这对师生调和了矛盾。本来这件事到此就算结束，可谢静宜看到黄帅的信后如获至宝，立即捅了上去。
江某觉得这个事可以拿来做文章，便让人进行修改，然后刊登在了《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头版。
在江某的推波助澜下，黄帅被捧成“革命的小闯将”、“反潮流英雄”，几天之内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等活动，情况愈演愈烈。
黄帅本来只是想缓和跟老师的关系，没想到老师因此被“打倒”了，还有众多同学学业都受到影响，这让她非常自责。
她再次找到报社，希望撤回自己的信，可得到了批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
事情虽因黄帅而起，可发展已由不得她。那段时间她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信。
有人夸她是“敢于破师道尊严”的斗士，有人说她小小年纪就有远大见识，但更多的人是持批判、咒骂的态度。这些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困扰。
被利用所带来的危害远不止于此，1976年10月，相关集团被粉碎后，黄帅一家的处境都特别糟糕。很多同学认为她是“小爪牙”，几乎每天放学路上都有孩子冲她吐口水、丢石子。
组织在审查历史旧案时，发现黄帅写给《北京日报》那封信有部分语句过于成熟、准确，不像是小学生能写出来的，就怀疑是黄父代笔。
随后黄父被带走调查、开除党籍，科研工作也丢了，只能在在中科院扫厕所。
黄母本来就身体不太好，接连受到打击后一病不起。那个时期对黄帅来说，绝对是巨大的磨难，要牵挂入狱的父亲、要照顾患病的母亲和三岁的妹妹。
多年后她回忆起来就说了一句话：自己痛，时代痛，别人也痛。
唯一能作为慰藉的，是父亲写来的信：
小帅，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你倒下，这个人就是你自己；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你挺立，这个人还是你自己，你一定要坚持住。
因为自己的不懂事，把整个家害成这样，黄帅内心很愧疚。这份愧疚支撑着她往前走，希望能有朝一日为父亲洗刷冤屈。
1979年黄帅在高考中获得了320分的好成绩，远超这年的理科线。她志愿填写了北京工业大学，分数绝对是够的，可录不录取却引发了争论。
有的人认为当年黄帅的那封信给教育界造成巨大的震动，无数优秀老师因此离开岗位，所以不应该录取；
有的人则认为黄帅那封信没什么恶意，只是被利用了，后来她学习态度良好，成绩超过分数线，没理由不录取；
最终是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拍板：黄帅考了320分，为什么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于是，黄帅得偿所愿。
进入大学后，黄帅心里仍不轻松，看着父亲日益苍老的样子，她只希望能早日帮助父亲恢复清白。于是，她再次写了封信，向中央陈说当年的冤屈。
本来黄帅以为很可能无下文，没想到很快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亲自来到她家中，找她父亲谈话，之后又查阅了大量当年的资料，对始末进行详细调查，父亲得以洗刷冤屈。
1984年9月，她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计算机研究所工作。
不久国家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黄帅便在1986年随着留学热潮到达日本，成功考上东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1993年，黄帅获得东京大学硕士学位，进入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就职，之后工作、结婚、生子，在日本过了十多年。一直到2006年，黄帅才回国生活。
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黄帅回国后吸引了很多注意，不过她非常低调，基本上不出现在公众眼前，也不接受媒体采访。
2017年12月10日，年仅57岁的黄帅病逝，她其实并非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是遭到人利用，自己没获得多少好处，反而因此影响了一家人。
在大时代背景之下，小人物的真是命不由己、处处充满无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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