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科技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移动支付、人工智能、大数据、5G网络等高科技技术的普及，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无限可能。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也越来越凸显出激励科技创新、促进社会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近日，《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了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原院长、博士生导师何敏教授。他援引多个案例，回顾了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走过的道路，展望了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前景，并为未来国家和上海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何敏认为，知识产权制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社会需求，现阶段我国政府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发布了大量有关“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政策性文件，这也正是因我国在科技、经济、文化、贸易等领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后所做出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何敏教授在接受采访。（许凯 摄）
重视知识产权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知识产权又赋予创新以保障和动力。何敏强调，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重视知识产权是顺应时代需要的必然选择。
“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添加利润之油。”对于美国前总统林肯的这句名言，何敏的解读颇为幽默：“同为‘生’人，为什么中国的毕昇毕生只有活字印刷术这一件发明流传于世，而美国的爱迪生却能拥有超过两千件发明呢？”何敏认为，这正是因为毕昇时期的中国没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障，早期的科学家们在进行发明创造之后很难从中获得专有利益；而爱迪生时期，美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已经初步形成，在这些法律制度的保障之下，爱迪生便对自己的发明拥有了专有权利，从而可以从中获得专有利益。这些专有利益不仅激发了科学家们继续科技创新的热情，也推进了整个社会向创新型社会转化的进程。
何敏认为，知识产权是促进科技创新、实现科技进步的重要引擎。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予以确认与保障。因而，在现代社会文明阶段，知识产权作为通过法律授权或确权的民事财产权利，在世界各国都会得到广泛的承认和尊重。因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各个国家的法律是来自于人民、代表着人民的，一国政府可以不承认他国政府的政策规范，但一般都会认同他国的一些法律规范，尤其是民事法律规范和一些常规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
知识产权既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财产权利，也是一种通过法律保障下的民事财产权利行使可实现的一种专有财产利益，因此，知识产权不仅具有法律属性，也具有资产属性，甚至还具有资本的属性。这也是世界各地都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重要原因。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一方面是为了尊重公民智力劳动成果的民事权利，另一方面是为了顺应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发展战略需要，以及在国际上营造一个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国际环境。因此，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民生福祉问题，也是一个发展战略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国际环境问题。
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体系
今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下称“纲要”），为我国未来15年知识产权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纲要指出，我国的发展目标之一是在2035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
何敏告诉记者，中国特色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我国新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的理念——“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理念。这一理念在过去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保护理念基础上，又关注知识产权资产性、资本性以及市场性因素，形成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保护和服务的“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在“全链条”保护体系中，我国政府同时着力推进五个阶段，不仅保护知识产权的专有权利，而且助力企业盘活知识产权资源、产出更多创造性成果，同时引进第三方高品质服务体系，科学管理，实现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保护和服务的多维度、全方位发展。
“和别的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行政执行力是非常强的，可以通过政府政策杠杆来撬动科技创新，提高创新能力，进而推进中国国家与地方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何敏说。
何敏提出，目前我国在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等方面的申请量均已位列全球第一。“但是，如此大数量的专利，倘若不让它产生效益，将其转化成为正资产，那这些专利就是负资产。”何敏告诉记者，我国很多大中型企业拥有成百上千件，甚至上万件专利，这些企业每年都需要缴纳专利维持费，专利数量越多，维持费也就越多，有的企业就会因过多的专利数量而背负过重的专利负担。因而，如果不通过有效的专利资产管理和专利资本运营，尽快把专利的存量变成增量，那么企业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
只有将专利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或者通过专利许可将自己不用别人可用的专利有偿许可他人使用，或者通过转让将自己的专利权转让给他人使用等多种方式来盘活专利存量，才能让专利资产由“负”变“正”。在这一过程中，倘若仅仅依靠市场来自发调节，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如果能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进行方向性调控，通过政府的具体文件进行方法性引导，通过政府搭建的公共平台进行辅助性服务，企业盘活专利存量的效率将会快速提升。
由此可见，我国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体系具有非常明显的理念与制度优势，在这个保护体系之下，我国既没有忽视、违背市场的客观规律，也充分发挥了政府通过计划实现国家资源统一调配、管理的制度优势，将更为高效地提升我国知识产权的转化效益。
将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
过去一些年，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出台了很多重要的举措，使中国在知识产权总量上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是下一阶段，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将知识产权的数量优势转化为知识产权质量优势。面对这一任务，政府需要进行服务职能的转变，应当变过去“补贴”“资助”和“奖励”的服务方式为引导企业开展实际工作的服务方式。补贴等方式不仅难以实现政府知识产权工作预期，还会在国际上成为一些不友好国家攻击中国的话柄。
在专利工作方面，目前中国企业基本仍处于“各自为政、各行其事、低端徘徊”的阶段，尚缺乏统一的科学、合理、高效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现在我们政府要做的是去补贴、少资助、弱奖励、给工具。让每个企业能够免费使用政府委托高水平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发的知识产权管理工具，使企业通过科学、合理、高效的管理工具的使用，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水平。”何敏强调，这个工具是将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模块化、流程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所形成的管理信息系统，它具有嵌入企业OA系统数据长期保存、内外网分别操作保密性强、格式统一便于数据统计等优点，可以让企业和政府同时受益。
对于企业来说，使用这个工具可以减少人才培训成本。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专业毕业的人才还较少，短期内让每一个企业都拥有知识产权专业人士并不现实。何敏曾为社会做过上百场知识产权知识讲座，他认为，短短一周的培训只能让企业管理人员初窥门径，并不能培养出可以独当一面的专业人士。因此，开发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具后，企业管理人员只要学会对这一工具的使用就能实现较好的知识产权管理效果。
对于政府来说，这个工具可以构建出一个真正的大数据平台。何敏提出，政府开发出知识产权管理工具后，供各个企业免费使用，既可以统一不同企业的数据、方便对企业进行管理和评估，还可以通过对各企业节点数据的远程访问构建出一个真正的知识产权大数据平台。因为每个企业在做知识产权数据检索时都会形成一个数据节点，无数的节点连接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大数据系统。在此之后，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约定随时调用所需的数据用于地方战略布局和政策规划，通过这个手段建立起的大数据不仅成本低，而且效益好。
上海应着力打造知识产权国际运营平台
在采访过程中，何敏一再提到，国务院对上海市知识产权工作的定位也应当是“排头兵”“先行者”，因此，上海应体现国际大都市的城市风范而着力打造集知识产权全球交易、知识产权国际化服务为一体的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对此，何敏提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作为全国科技、金融、贸易中心的上海，最重要的资源优势是人才优势，尤其是高端科技创新人才和文化艺术人才的优势，这些人才的产出是科技成果，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需要一套市场机制予以转化，交易平台和交易服务则是其中最为重要关键的一环。因此，资源优化配置中应当首先考虑为智力成果沟通交易渠道。
其次，企业是创新主体，只有企业具有了国际化视野，才能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何敏曾受邀前往广东考察，并受委托为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做了企业专利管理标准化和企业专利技术标准化的研究工作。在研究过程中，何敏看到了广东人的开放意识、全局意识和发展意识，他们已率先关注了专利标准化这一国际前沿问题。何敏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也应适时关注知识产权领域的诸多国际前沿问题，并应当积极有所作为。
第三，上海要重视国际高端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知识产权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问题，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和“外循环”工作的不断推进以及更为广泛的国际商贸活动，国际知识产权高端人才的需求将更为迫切。因此，何敏认为，上海应依托上海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借助一些大学知识产权教育资源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服务能力的知识产权高端人才队伍。
同时，何敏强调，应该将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运营中心这样的平台，实实在在的运营起来，产生全国乃至全球更大的专业影响力。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开放意识，培育优质知识产权人才，在上海打造出一个国际化知识产权品牌。
科技型企业还面临两大困境
“现在一些科技企业，尤其是中小微科技企业，他们大多拥有专利技术成果，但往往面临两大困境：一是缺乏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资金；二是担心产品面市后有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何敏认为，在我国抑或上海，中小微企业仍是企业主体，如果我们很好地解决了这两大困境问题，对于推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政府曾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尝试通过私募渠道来试图解决中小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资金缺乏的问题，探索了五种以上的知识产权融资担保模式，但由于知识产权风险与价值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通过私募方式来解决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资金短缺很难广泛推广。
因而，近些年来，中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开始探索能否通过公募渠道来解决中小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资金短缺问题。在国务院一些重要战略性文件中就要求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研究与尝试。习总书记在海南调研时，也鼓励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做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试点工作。因此，知识产权证券化作为金融创新的核心内容也是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要求。
何敏研究了国内外知识产权证券化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后提出，曾经为深圳某金融集团公司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模型设计，即通过成立特殊目的公司（SPV），将风险与投资人隔开，由SPV公司进行专利证券化运作，由第三方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对专利池中的专利进行专利风险与专利价值评估，并针对确定的专利底层资产进行相应的信用评级，再通过引入金融增信技术和知识产权增信技术提高信用级别，待信用级别达到ABS股票发行条件时进行ABS股票发售。从而构建起一个良性的专利证券化操作系统，实现专利技术公募融资目标，以解决中小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资金短缺问题。
随着疫情的不断反复，全球制造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中国遏制疫情更加有效，国内制造业得到了更快的恢复，因而产品的“内循环”与“外循环”已成为产品市场的迫切需求。但是，由于一些不友好国家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视而不见，甚至进行了“妖魔化”宣传，导致中国一些产品在出口过程中常常遭受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以至一些企业因担心自己的产品被控侵权而不敢轻易出口，阻碍了我国企业实现产品的“外循环”。
为了打通我国产品的“外循环”渠道，解决我国企业产品出口中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问题，人们正在积极探索，试图通过引入知识产权保险工具为企业产品出口保驾护航。何敏告诉记者，在专利侵权保险方面，深圳已经走在了前头，中保和人保等一些保险公司也已开始尝试专利侵权和专利维权保险产品的开发，何敏团队已为一些保险公司开发了专利侵权保险产品中“投保单”“保险合同”和“保险操作指南”等保险工具。
何敏认为，对于企业来说，针对自己的产品用较少的保费购买了保险公司相应的保险产品后，当其产品在国内市场或在国际市场遇到侵权诉讼时，将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其律师费、诉讼费及非惩罚性赔偿费将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使企业不会因为诉讼所导致的巨额费用而受到无法承受的影响。
“可以预见的是，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将在中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应用全新姿态来开展知识产权工作。”何敏表示。
受访人物简介：
（受访者 供图）
何敏，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知识产权法方向）；上海市“浦江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曾任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院长、上海市市政府知识产权咨询专家、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律咨询专家、上海知识产权运营联盟副理事长；法国巴黎第二大学和艾克斯·马赛大学兼职教授及合作博导；上海仲裁委员会、武汉仲裁委员会、太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985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14项；在法律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知识产权基本理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战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与对策》、《企业专利战略》等学术著作12部；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知识产权》、《REDE》（法国期刊）等权威及重要期刊上发表六十余篇学术论文。
主要从事知识产权基本理论、专利法和知识产权管理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擅长知识产权前沿问题、疑难问题和重大问题的研究及相关争议的解决，并擅长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规划、资产管理、资本运营、价值评估、金融创新（知识产权证券化和知识产权保险）与权益维护以及专利布局、专利预警、专利规避、专利联盟、专利标准等专业咨询。曾参与多部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的研究与起草，并参与多起知识产权重大案件的司法讨论与仲裁。
记者：许凯 实习生：冯馨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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