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上，有两棵“智慧树”：一棵“桂冠树”，呈现的是历届中国学贡献奖得主的金句；一棵“成长树”，呈现的是青年中国学家的思考。名家大师与学术新秀的“超时空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学研究的代际传承与范式转换。
「两次范式转换」
中国学是专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自从古丝绸之路连接起东西方以来，中国学经历过两次关键性的范式转换：
第一次是从“传教士汉学”转向专业汉学，其标志是1814年法兰西学院创设汉学教授席位，27岁的雷慕沙成为首任汉学教授。此后，欧洲各个大学纷纷设立汉学教席，专业汉学时代自此开启。
汉学进入学院体制，成为东方学的一部分，也奠定了欧洲汉学的研究范式，并助力欧洲长期主导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方法、主题和议题。
一般认为，欧洲汉学主要是人文学术的范式，尤其是借助语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典中国，大体属于“书斋里的学问”，其基本取向是“从文献看中国”，其特点是从“独特性”出发来研究中国，重点关注东西方的不同之处。
当时，除了对中国文字、语音等研究外，关于中国文明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想象的异域”。启蒙运动及之前，欧洲汉学的典型特征是把中国“乌托邦化”，把中国视为“高度理性的文明”“国家治理的典范”，并当作攻击教权、王权以及帮助欧洲走出中世界的重要武器。
这种对中国的“工具性美化”，让欧洲对中国的倾慕逐渐达到历史顶峰，但同时也让“想象中的异域”成为一个“偏离真实的存在”。
鸦片战争后，相关的见闻录对中国的评价开始从正面转向负面。这一时期，欧洲汉学的新特征是把中国“博物馆化”，采取类似于研究埃及学的心态，以一种追思之情来研究现实中“行将消逝”的古老文明。
这种研究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古丝绸之路探险。与之相伴，中国文物典籍尤其是大量敦煌文献流失海外，并催生了遍及西方世界的中国文物收藏热。
第二次是欧洲汉学转向美国中国学。进入20世纪后，侧重古典中国的欧洲汉学难以满足全球大联通后的现实需求，一种不同于欧洲汉学、聚焦现实中国的新范式迅速兴起。美国成为集大成者，并在二战后推动了海外中国学的又一次范式大转移。
应该看到，美国中国学和欧洲汉学大不相同。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前者聚焦当代中国而非古典中国，方法上更多采取社会科学的方法而较少用人文学术的方法，功用上现实性更强甚至有资政的面向，视角上的转换则是开始从“普遍性”而非“独特性”出发来研究中国。
但也必须注意到的是，这种“普遍性”是西方意义上的特定概念，即以欧美历史经验为尺度来研究现实中国，其背后有着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一带一路”新发展」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正在给中国学带来一系列新的刺激、滋养与丰富。不管是欧洲汉学，还是美国中国学，抑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学，都陆续呈现出一些重大而具有深远意义的新特点。
一是从“欧美中国学”到“世界中国学”，中国学的世界化进程不断加深。
回望过去几百年中国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中国学的研究力量长期集中在发达国家，欧洲一直是传统汉学研究的中心，美国则是当代中国研究的重镇。记得2008年，还有国外学者惊呼中亚、非洲、拉美地区几乎找不到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专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这一状况出现了根本性转变。阿根廷、巴西、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突尼斯、亚美尼亚等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学“荒村”，开始有大批重量级专家学者聚焦中国。众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相继成立中国学机构，“关注中国”“研究中国”正在形成越来越强的声势。中国学开始真正遍布全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问，并有望成为“时代的显学”。
二是从“中国之中国”转向“世界之中国”，全球视野成为研究中国的前提。
不论是欧洲汉学还是美国中国学，大体都是研究“中国之中国”，或是基于典籍研究中华文明的肌理，或是从内部发展来探讨中国道路，或是围绕与中国的双边、多边关系展开论述。
新时代以来，一个明显的学术转向就是聚焦“世界之中国”。此前“就中国论中国”的大批海外专家学者，开始从全球视野来理解中华文明、中国道路乃至中国式现代化。“跳出中国看中国”、中国发展的全球影响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词、关键词。
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从全球史角度来理解中华文明、从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维度来分析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遵循的研究取向。
特别是，全球史观下的中国学强调克服“民族国家”范畴的局限，把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置于不同文明的交往体系和网络之中，进行长时段、跨文化、跨国界的分析。这一取向兼具“从世界看中国”和“从中国看世界”的视角，既是重新发现中国，也是重新理解世界。
「成为“未来之学”」
“一带一路”正在不断催化中国学的范式更新，有望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又不陷入“中国中心主义”，进而孕育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向的新研究。
与传统的海外中国学相比，这种新范式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从“以中国为对象”上升为“以中国为方法”。鉴于这一特点，我们不妨将这一新范式称之为世界中国学。
进一步比较来看，欧洲汉学研究以异域文明“独特性”的视角来理解中国。16世纪以来，欧洲出现了大批汉学家和思想家。从“中学西传”的重要使者利玛窦到启蒙哲人莱布尼茨，再到“欧洲的孔夫子”伏尔泰，无不醉心于典籍里的中国文化。在18世纪的欧洲“中国热”中，更是涌现出大量盛赞中华文明的著作，营造出一个近乎完美的文化中国。
同样“以中国为对象”，美国中国学的大量研究是在线性历史观下对所谓共通性的探讨。一些研究甚至提出，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并以此为尺度来分析、评价中国。正因为如此，大量中国学成果的原创性似乎显得不够，以至于美国著名“中国通”李侃如就曾感叹“中国学对主流学术发展的贡献微乎其微”。
时至今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很多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重新认识现代化的“独特性”和“普遍性”，重新思考本国文化的主体性，重新理解文明与道路的关系，并在尊重世界文明和现代化道路多样性上达成广泛共识。
比如，在“一带一路”上，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道路拓展了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收获了普遍认同。还有调查显示，国际青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青年对中国普遍抱有好感，这一比例达64%。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受访青年比例为62%，认为“他国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利益”的比例为51%。
顺应这一转变，中国应当从“对象”升级为“方法”，从知识、话语、理论的“消费领域”升级为“生产领域”。中国学要进一步影响、辐射主流学术，逐渐成长为一门从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出发，反思传统现代化理论、构建新发展理论、探索人类未来发展的新学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期待新时代的世界中国学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为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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