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天津一纸延期春季高考的公告犹如抛向湖面的石子，激起阵阵涟漪。该公告事项7规定，考生若为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或为天津健康码“红码”，或处于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状态，或处于天津市封控区内，不得参加考试。
将新冠与高考权利挂钩，这是新中国此前从未有过的事件。可想而知，这样一条规定在舆论场会引发怎样的轩然大波。眼看着舆论的怒火已经蒸腾而起，天津有关方面连夜对公告作出修改，将“不得参加考试”的表述调整为“不在常规考点参加考试”，并规定要在重置考点参加考试，以做到“应考尽考”。
天津修改春季高考的有关规定，说明舆论监督发挥了效果。如此一来，考生的高考权益也就有了保障。闻过则喜的态度固然值得点赞，但回想当初这项政策的制定思维与逻辑，仍然让人感到相当程度的愤懑与可怖。而此中体现的某种极端防疫思维，自疫情发生以来，已在多个事件中有所表露，这需要引起反思与警醒。
天津最初之所以规定阳性与密接者不得参加春季高考，一个根本性的背景就是疫情防控。近日天津疫情再次出现反弹，让当地不得不收紧疫情防控要求。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当前，对所有地方而言，防疫就是最大的政治，疫情不扩散就是最大的底线。但是，在这一底线之上，还有许多公众最基本的诉求与权利，比如看病就医，比如农作耕种，还有参加高考这样的公民权利。这些，又何尝不是维持社会有序运转的底线？
底线之所以为底线，就在于其不可随意突破、揉捏。如果为了防疫这个底线，就可以放弃其他底线；为了防疫这个大局，就可以不顾其他大局，这一定不是中国防疫政策的初衷。所谓“生命至上、人民至上”，从来都不只体现在疫情防控的单一脉络上，还渗透在与公众权利有关的方方面面。
为了单纯的防疫目标，而无视公众其他紧迫权益，并导致悲剧发生，权益受损，我们的教训真的已经足够深刻：眼睁睁看着大出血的孕妇在急诊室外等待核酸结果，八个月的孩子流产；犯了哮喘的上海周护士辗转于多家急诊，均因疫情防控被拒之门外，最终遗憾离世；春回大地，东北老农怕耽误农时，决定去农田耕种，却因“私自农耕”被民警带走……
曾经，孩子是底线，孕妇是底线，老人是底线，粮食是底线，高考是底线……但在某些时候，在防疫这个底线之下，其他所有底线都成了被虚置的底线，都是可以被牺牲掉的“底线”。当社会只有防疫这个底线，无数的人间灾难就注定不可避免地上演。
疫情防控已经三年了，经验也好，教训也罢，我们现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疫情防控不是牺牲其他任何权益的挡箭牌。中国自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是确定了法治、市场、契约、公平等现代社会的底线，这些底线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有丝毫动摇，哪怕是在当前疫情防控的特殊时刻。
我们有过底线缺失的惨痛经历，没有人希望再回到底线匮乏的年代。人类之所以创造出现代文明，抛弃了靠拳头说话的丛林法则，根本原因是建立了可以预期、共同遵守的诸多规则底线，在这些底线之下，人们不再担心自身弱小就被欺负，生病了没有医院可以救助，以及，哪怕遇到突发状况，法定的考试权利就会被剥夺。
这次报名参加天津春季高考的考生最终只是虚惊一场，但其对公众心理的冲击不会短时间内平复。它带给人们的最大触动，或许就是，如果一个社会最坚固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被随时牺牲掉的“代价”，那没有人可以避免权利被随时剥夺的恐惧。而这恐怕是新冠疫情暴发三年以来，最需要修复的“创伤”。
能否战胜疫情是对我国人力物力的大考，而如何在疫情防控中尽可能地减少对那些基本现代价值的伤害，更考验着防疫人员的人性与制度系统。希望，这样的考验能够少一些，再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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