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进行改革，有些可以很快，有些出乎意料地慢。
一般来说，决定改革速度的，早期是硬件是主要限制因素，后来主要是软件是限制因素。
对于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很多改革都有广泛的理念上的共识，但涉及人的利益，就可以减慢改革。
研究生是直接被导师录取，还是先有院系研究生计划录取，入校后再通过开课、学生到多个课题组进行研究轮转，加深相互理解，再双向选择、固定师生关系？
以前全世界都是直接定导。
1970年代，美国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家Roy Vagelos推行医学院和校本部生物系联合招生，研究生不定导师，而入学后轮转，再双向选择。
这一模式，被认为很好。逐渐在美国推广。
我到美国的1985年，旧金山加州大学已经是不定导而是轮转后双向选择，但斯坦福大学不是。
但1990年代，美国的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生，普遍实行轮转制。
2007年，我回国到北大后，在生命科学学院推行轮转制。学院已有的老师有些支持、有些反对、有些不置可否。反对的主要担心如果给学生选择，学生可能不选自己。基本原因是，学生没有到北大之前，可能不清楚老师的情况，到校后，可能更清楚而避免有些老师。
所以，反对的主要原因，是有些老师有利益。这种利益，从国家和学校来说，当然并非合理的。国家、北大、学生，当然希望学生到水平高、对学生也有益的课题组，而不去水平低、对学生不好的课题组。
但是，与其他改革一样，破除原有的体制，引入新的，不是很容易。
在全新的单位，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种体制可以一次性到位。在老单位，不太可能。
当时，我一方面经常谈，让大家思想有准备。一方面我并没有推翻原体系，而是补原体系。原体系经常出问题，有些学生和老师闹僵，学生找我，我允许他们选其他实验室，而把我的研究生名额让给学生离开的老师，让老师下一年重新招生，而今年放走一个闹翻了的研究生。有些学生要留我实验室，我一般鼓励他们自由选、选其他更合适的实验室，但一定要在我实验室也可以。估计有相当数量这样的研究生，我自己实验室就不得不收留了十几位。
虽然不动原体系，我一方面让老师们时刻准备原体系会被改掉，另一方面建立新的研究生体系。
PTN和CLS就是北大生命科学的两个较大的新体系。PTN是北大、清华、北生所三个单位联合研究生计划，CLS是教育部给北大和清华两校生命科学的计划（其中含研究生部分）。
这两个研究生计划，都是轮转制。分别在2009年和2011年开始。
但原体系的研究生计划，一直保持。
2013年我卸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2022年3月4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给全体老师通知，“学院从2022级开始，博士招生全部实行一级学科学院统一招生，入学后轮转定导定专业”。
也就是说，15年后，完成研究生体系改革。
也就是说，如果是对的，永远坚持，前赴后继地坚持，而不放弃，只是找到合适的时机。
有些事情，自己做，可说可不说，取决于具体情况。
有些事情，可以不做，但说，坚持说、大声说，这样创造做的环境，减轻做的人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