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年报·未来网北京3月7日电(记者 李盈盈)“全社会都在关注的‘双减’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真是民有所求,国有所应,这说明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教育与健康成长,及时清除有损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
3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式上,在聆听了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后,全国人大代表、衡水市政府副市长、民革衡水市委主委崔海霞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并为这一举措点了个大大的赞!
中国少年报·未来网记者注意到,在回顾2021年的工作时,报告明确“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
在谈及2022年的任务时,报告的相关表述为“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
崔海霞向中国少年报·未来网记者表示:“这不仅展示了国家治理校外培训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也释放了国家不遗余力为中小学生减负的决心和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五年决心:“减负难减负难,减负再难也要减”
多年来,学校间的竞争、补课机构利益链条让孩子成为受害者。孩子们越来越重的书包和“小眼镜”低龄化,社会各界人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中国少年报·未来网记者注意到,这五年来,多位代表委员不断建言献策,呼吁为孩子们减负。
2018年开始,减负牵动人心,代表委员认为中小学生“减负”是一场持久战。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表示,首先要减急功近利的教育价值取向给孩子带来的巨大负担,还要减因学校办学思想偏差和教师教育教学水平不高给孩子增加的负担。
2018年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建议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三方合力,增强学生“减负”获得感,并希望把负担减下来的同时,把孩子的睡眠和运动时间“加”上去。
2019年,学生减负进入攻坚克难阶段。
教育部用“减负难减负难,减负再难也要减”表明坚定的决心。
全国人大代表(现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认为,减负是系统工程,需要家长转变观念,不攀比;也不能把减负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学校和教育部门,还需要民政部门、工商部门查处非法校外培训机构问题。
2020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
于是,全国政协委员、民建福建省委会主委吴志明领衔,共108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呼吁为中小学生松绑减负,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家娟多年来坚持提交为学生减负的议案建议,她认为,“减负”不是不让学生学习,而是“减负不减质”。
然而,受疫情影响,在线教育火速发展,在资本的裹挟下,校外培训机构乱象频发,教育离其本质越来越远。
2021年,全国政协委员、江苏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彭的一席发言,直击当下的教育痛点。
他认为,学生负担过重,校外培训机构乱象等问题,归根结底是对分数的追求。“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的高考;但孩子只有分数,恐怕也赢不了未来的大考。”
收获时节:“还孩子们快乐的童年和健康的身心”
2022年两会是代表委员屡次为孩子发声建言后,取得收获的时节。
他们心心念念的“减负”不仅两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而且,国家还将“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
在刚刚过去的寒假里,即将小升初的跃跃(化名)没有再像以前一样,一到节假日就被送进校外培训机构补课,而是惬意地地观看北京冬奥会比赛。
看到激动处,他还会跳起来大喊“耶!寒假不用上培训班,真是太好了!童年的感觉回来啦!”
为了这一刻,代表委员们真是操碎了心,反复呼吁“还孩子们快乐的童年和健康的身心”。
2021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上,唐江澎的发言直指教育本质,引发共鸣。他说:“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
一席话全网刷屏,减负成为社会共识,“双减”政策应声落地。
2021年暑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落地。
随之而来的是,各地纷纷落实《意见》精神,取消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周末和节假日的学科类校外补课。
2022年3月4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一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联合学校总校校长李有毅说,她一直以为学校是学知识的主渠道。如今,她认为,“双减”的实施是推动教育回归本质,让学生有时间、有动力全面发展,把基础教育引向培养德才兼备、创新人才的正确轨道。
阶段成果:学生负担减轻 代表委员建言高质量教育
达成社会共识并付出诸行动以来,减负取得了切切实实的成效,代表委员深表认同。
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表示:“从实施情况看,《意见》出台后,学生负担有所减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将“减负”成果概括为:作业负担减轻;课后服务落地;校外学科培训负担下降;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初步形成;家长经济负担有所减轻。
据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消息,截至2022年2月,超12万个线下培训机构被缩减为9728个,缩减率92%;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从263个降到34个,缩减率87%。义务教育学校普遍开展课后服务。2022年2月15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透露,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85.4%的家长对课后服务表示满意。
教育是崔海霞主管的业务版块之一,衡水市教育发展的大事小情她都会格外关注。
崔海霞接受中国少年报·未来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衡水市依托教育部开发的“基础教育管理监测平台”,邀请全市27.7万名中小学学生和家长参与了“双减”工作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满意率达到99.26%,家长满意率达到99.33%。
不过,记者注意到,今年两会期间,减轻中小学生负担依然是代表委员尤其是教育界关注的热门话题。
与崔海霞一样,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双减”中出现了培训机构隐身变异、非学科类培训机构野蛮生长、课后托管服务投入不足、“学生减负、教师增负”等新问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双减”成效,亟待解决。
人们意识到,当前,短视化、功利化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国基础教育生态,导致中小学生负担过重。
为此,张志勇建议,清理存在的教育功利化短视化现象,全面修复教育生态,既遵照《未成年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保障学生正常的睡眠时间;又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确保与升学考试没有直接关联的德体美劳等素质类课程和科目不被边缘化、弱化、虚化等。
施卫东也主张突出素质教育导向,优化教育评价方式,深化中高考改革,全面打破“唯分是从”“以分取人”“分分计较”的困局。
在落实“双减”过程中,义务教育学校普遍开展课后服务,随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教师工作时间延长、负担加重等。
为了解决学生减负、教师增负的矛盾,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接受中国少年报·未来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适当增加教师编制,加强教师培训;同时,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确保课后服务经费充足,让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得到有效激励,提升获得感。
“双减”虽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按下葫芦浮起瓢,防止反弹的任务依然艰巨。
在国家严肃整顿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同时,一些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异军突起,出现野蛮生长的局面。
对于这一新问题,崔海霞建议推动各地建立长效机制,明确教育、体育、文旅、科技、行政审批、发改、市场监管等部门职责,提高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监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