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为“硬仗”“独木桥”“分水岭”，催生并承载着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无数或悲或喜的故事，亲人的奉献、年少的爱恋、对梦想的追逐、对城市的向往，个体缤纷多姿的碎片从此刻开始碰撞交织，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改变了。
今天，我们整理了参加过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高考的名作家经历。那些年他们的梦想和现实、心情与状态、得或失，无不代言着我们每一个人——麦家高考发烧，但能”超常”发挥；格非模拟考拿全市第二，考前却也想过退缩；王小波直言爱做数学题，但背东西就困；阎连科把作文认真写满五页纸；阿乙吃猪心、喝补脑汁……
70年代的高考：路遥、余华、王小波
路遥： 这样容易的题都做不出，实感内疚
1973年7月24日，正值中小学的暑假期间，延川县的招生考点设在延川中学——路遥的母校。参加考试的近1000名报考者中，北京插队的知青占了很大比例。（1973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对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并着重增加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科的书面文化考试。相当于有限地恢复了高考。但是随后却由于张铁生白卷事件而被否定，考试成绩只作为参考，仍采取推荐制招生。编者注）
考试两天，一共考了三门——语文、政治一张卷子，写一篇批判文章；数学一门；理化一门。在理化试卷的卷面上，路遥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本人由于职业和工作的关系，7年未能复习化学，只在考试前翻了一下书，这样容易的题都做不出，实感内疚，如果复习时间放长一点的话，还可以做出的……”
延川县招生办不久公布了考试成绩，王路遥的语政分数是83分，数学分数是22分，理化分数是30分，平均分数：45分。
（摘选自张艳茜《平凡的世界里的路遥》之《艰难上大学》）
余华：不管能否考上，先填了志愿再说
我是一九七七年 毕业的，刚好遇上了恢复高考。当时我们心里都准备着过了秋天以后就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突然来消息说应届 毕业生也可以考大学，于是大家一片高兴，都认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农村了。
1977年恢复高考老照片
我们这一届学生都是在“文革”开始那一年进入小学的，“文革”结束那一年 毕业，所以我们没有认真学习过。我记得自己在中学的时候，经常分不清上课铃声和下课的铃声，我经常是在下课铃声响起来时，夹着课本去上课，结果看到下课的同学从教室里涌了出来。
四年的中学，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到了高考复习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仍然认真不起来，虽然都想考上大学，可是坏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一九七七年的第一次高考下来，我们整个海盐县只录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应届生只有几名。
我记得当时在高考前就填写志愿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不过那时候大家对大学确实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学都填写了北大和清华，或者复旦、南开这样的名牌大学，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说，我们都不知道填志愿对自己能否被录取是很重要的，以为这只是玩玩而已。
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的准备，我们都落榜了。
写着”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的准考证
高考分数下来的那一天，我和两个同学在街上玩，我们的老师叫住我们，声音有些激动，他说高考分数下来了。于是我们也不由地激动起来，然后我们的老师说：你们都落榜了。
就这样，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们那个年级的同学中，只有三个人被录取了。
后来我就没有再报考大学，先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然后分配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我们的卫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闲的时候，我就站到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有时候会呆呆地看上一二个小时。后来有一天，我在看着大街的时候，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悲凉，我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
（摘选自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之《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
王小波：我层次很低，也就配去学学理科
1978年我去考大学。在此之前，我只上过一年中学，还是十二年前上的，中学的功课或者没有学，或者全忘光。家里人劝我说：你毫无基础，最好还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我就是不听，去考了理科，结果考上了。
我对事情实际的一面比较感兴趣：如果你说的是种状态，我马上就能明白是怎样一种情形；如果你说的是种过程，我也马上能理解照你说的，前因如何，后果则会如何。不但能理解，而且能记住。因此，数理化对我来说，还是相对好懂的。最要命的是这类问题：一件事，它有什么样的名分，应该怎样把它纳入名义的体系——或者说，对它该用什么样的提法。众所周知，提法总是要背的。我怕的就是这个。文科的鼻祖孔老夫子说，必也正名乎。我也知道正名重要。但我老觉得把一件事搞懂更重要——我就怕名也正了，言也顺了，事也成了，最后成的是什么事情倒不大明白。我层次很低，也就配去学学理科。
王小波
现在回想起来，幸亏我没去考文科——幸亏我还有这么点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话，要么考不上，要么被考傻掉。
我当年的“考友”里，有志文科的背功都相当了得。有位仁兄准备功课时是这样的：十冬腊月，他穿着件小棉袄，笼着手在外面溜达，弓着个腰，嘴里念念叨叨，看上去像个跳大神的老太婆。你从旁边经过时，叫住他说：来，考你一考。他才把手从袖子里掏出来，袖子里还有高考复习材料，他把这东西递给你。不管你问哪道题，他先告诉你答案在第几页，第几自然段，然后就像炒豆一样背起来，在句尾断下来，告诉你这里是逗号还是句号。当然，他背的一个字都不错，连标点都不会错。这位仁兄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学——对这种背功，我是真心羡慕的。
至于我自己，一背东西就困，那种感觉和煤气中毒以后差不太多。跑到外面去挨冻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却要像开闸一样往下流，看起来甚不雅。我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倒会好过些。
（摘选自王小波《思维的乐趣》之《高考经历》）
80年代的高考：麦家、格非、迟子建、阎连科
阎连科：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
离高考还有四天。因为 没有毕业，只能找出初中课本抓紧复习了四天，便和一些同村青年一道，到几里外的一个学校，参加了一次对我来说是莫名的高考，就像抓紧吃了几口饭食，又匆忙地奔上了人生与命运的老道一样。
记不得那年都考了一些什么内容，但却记得，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在那篇作文里，我写了我站在自己亲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着北京天安门，心里想着毛主席生前的伟大和光荣——在那篇作文里，我狠命地抒发了我对伟大领袖的某种浩大的感念和情感。因着自己那时正写着长篇小说，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写得很长。作文要求是每篇千字左右，每页四百格的稿纸，每人发了三页，而我却整整写了五页。因为稿纸不够，举手向老师索要，监考老师大为震惊，走过来看我满纸工整，一笔一画，在别人两页都还没有写完时，我的第三页已经写满。于是，监考老师就在考场上举着我的作文，大声说，像这个同学能写这么长的作文，字又认真，句子顺畅，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希望别的同学，写作文都要向我学习。我不知道当时的监考老师是来自哪里，但他的一番话，让所有考生在那一瞬之间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然而那年，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们全县，无一人考上大学。只有偶或几个，考上了当地师专。而我所在的考场，上百考生，连考上中专的也难求一个。
这集体的落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集体去报考志愿那天，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省里都有什么大学，洛阳都有什么学校。问负责填报志愿的老师，志愿应该写到哪个学校，老师说，你们随便填嘛。
问：“随便也得写个学校名啊。”
老师说：“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都行。”
问：“北京大学在北京，河南大学在哪儿？”
老师说：“可能在郑州。”（实际在开封）
大家都意识到了，北京是首都，是政治和革命的中心，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一方圣地。于是，有人率先把他的志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随后，所有的同学都把志愿写成了北京大学。我也一样。当然，结局是无一录取，命运决然地公正。
接下来，和我同考场的许多同学，都在次年进行了复读复考。而我，没有复读，没有复考，我在家写我的小说，到了年底，便怀揣着一种逃离土地的梦想当兵去了。
后来，有位领导听说我爱写小说，有心看看我的作品欲要提携我时，我急急地写信并打长途电话，让我哥哥把我用几年时间写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寄给我时，我哥却在来日回我的长途电话里，伤心地告诉我说，弟呀，你当兵走了之后，母亲每天烧饭和冬天烤火，都把你写的小说当作烧火的引子，几页几页地点着烧了。
我问：“全都烧了？”
哥说：“差不多全都烧了。”
（摘选自阎连科《我的父辈》之《高考》）
麦 家：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考得那么好？
大家都在发奋读书，我虽然也发奋，但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间，不冒尖。1981年，我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录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时的成绩肯定是考不上的。结果那年高考，我们班上54名同学只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录取分数高出不多，属于险胜。
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运气来说有点说不通，因为高考三天，后面两天我都在发烧。我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则我一定会考得更好。
麦家
我上的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这是当时军队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很高，院方到我们学校招生时， 初定的调档线比录取线高出40分。我属于险胜，相差甚远，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带去医院作体检后，可以说是溃不成军，检测视力的“山”字表简直像一架机关枪，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关卡卡掉的，最后只剩下2人。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学生体检，这是入伍体检，是按军人的要求来要求的。于是，又重新划了调档钱，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够，还差得远。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到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出来到楼下，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他显然是来乘凉的，站在我了身边。正是中午时分，树又是一棵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困难，除非我们挨紧了。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也许是被迫的）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这才知道他就是负责“工院”招生的首长。我向首长表示，我很愿意去他们学校，就是成绩差了。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否则他可以考虑要我。但是，后来当首长获悉我数学是满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激动地说：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居然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签发的通知书。
回想这一些，我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写小说。
（摘选自麦家《非虚构的我》之《八大时间》）
格非：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六月份，整个镇江地区举行了一次据称难度超过高考的模拟考试。考试结束后不久，我在校园里碰到了教导处的罗主任。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叫出我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
“你的身体似乎不太好，”他说，“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要补充营养，麦乳精要天天吃，吃不下也得吃。要多休息。书嘛，就不要看啦，放心回宿舍睡大觉。你想想看，高考虽说很难，但整个镇江市成千上万的考生，总不至于只录取两个人吧？”
他见我仍然站在那里发愣，就干脆对我说：“这次模拟考试，你是镇江地区的第二名……”
80年代的镇江
我回到宿舍之后，果然照罗主任的吩咐蒙头大睡起来，这一睡可不要紧，高考前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我的体温升到了摄氏40度。我不敢去找校医看病，而去发电厂的路我是再也走不动了。寝室里乱哄哄的，弥漫着汗臭和麦乳精的气味，考生的父母们正在给他们的儿子做最后的战前动员。我看见邻床的一个考生，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像个拳击手那样向空中挥动着拳头，嘴里念念有词：拼了，拼了……
我知道自己明天上不了考场了。我的意志坍塌了。我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让我去学艺的那个木匠师傅。我不再憎恶他了。当个木匠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想上考场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已经断掉了。
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罗主任来到了我的床边，他把校医也叫来了。他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我说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这可不能由你说了算，”罗主任严厉地说，“你的父母不在身边，现在得听我的。如果你明天上午仍然高烧不退，我也不会逼你……”
他让校医给我往静脉里推射了一针葡萄糖，又让人将我架到他的家中，逼着我当他面喝下三大碗稀粥。
现在，我已无法回忆起这个夜晚是如何度过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是如何走进考场的。我只记得，当我从考场回到学校，罗主任正在门前生煤球炉，他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对我说：“如果你想放弃高考，现在仍然来得及。”
随后，我们都笑了起来。
（摘选自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之《当木匠，还是上大学？》）
迟子建：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
1981年，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只考上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学中文。因为课业不紧，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使我眼界大开。学校面对山峦草滩，自然风景壮美。我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开始尝试写小说，是1983年。我运气不错，只投过几篇稿子，《北方文学》的编辑就开始与我联系，从而走上文坛。我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北极村童话》，就是在大兴安岭师范毕业前夕创作的，那是1984年。
（摘选自《江南》杂志访谈迟子建《人生就是悲凉与欢欣》）
迟子建
90年代的高考：阿乙、袁凌、文珍
阿乙：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猪心，喝了多少补脑汁
我高考分数只到省专档。只有三所学校。另外两所在省外，涉及金融行业，预估招生分数比本科线高，我只能去读本省的公安专科学校。我从来没有做过读警校的准备。我也不觉得自己适合做警察。但是，我已经厌烦学习了，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猪心，喝了多少补脑汁，还得了神经衰弱，我已经彻底厌倦学习了。出于对复读的恐惧，我去读了警校，并且在毕业以后做了五年警察。我现在倒不后悔这一段经历，因为写作的大部分资源就是这一段时间积累的。
从考上大学的18岁开始，我一直不怎么学习，直到26岁，有一个朋友批评了我，或者直接说他讥讽了我，我才手不释卷，直到如今。我生活的时候生活得很激烈。读书的时候读得很刻苦。像是一匹傻马，就是在平地上走，头也是点来点去的。
（摘选自《中华读书报》访谈阿乙《一个作家的权力在于他的作品》）
袁凌： 我可以辜负自己，我辜负不起父母
我的噩梦都重现当年的高考情景。在那些依稀的梦里，我为象牙塔的一纸通行证折磨得体无完肤，老是顾此失彼，原本应该考好的考不好，甚至连自己最为擅长的作文都走题。那是一段多么不堪回首的时光，夹杂了太多的伤疼，被七月灼伤的疼痛。
1997年，我第二次走进高考场。内寒外热，我感觉自己的肩上千钧压来。我怎么能轻装上阵？来自乡村的孩子，面对的不仅是个人的理想，更多的是父母的期待。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我可以辜负自己，我辜负不起父母。在这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我注定只能成为高歌的胜利者，而不能成为哀嚎的失败者。
袁凌在家乡
在等待分发试卷的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恍惚里是一会是父母那在丘陵皱褶深处的黄土地上躬耕的劳作身影，一会是梦寐以求的大学象牙塔，二者交相叠现。试卷在手，我抛弃一切的私心杂念，沉入第一场语文考试。语文，历来是我的长项，洋洋洒洒，一路刺杀下来，顺畅得如同一次小小模拟考。尤其是写作文题，我一气呵成，论辩清晰，文采飞扬，字迹俊秀。那一刻，通体舒泰，有些飘飘然，很多的担忧一瞬即逝。扫视周边的考生，发现他们个个神色慌张，汗水细密，有些甚至连头发都湿透了。我心想，今年的语文没这么难吧。不敢大意，我抓紧最后的十五分钟，又全部检查了一遍，感觉还是那么的美妙。没十足把握的，检查的时候要肯定第一感觉。这是我历次模拟考的经验，因此我几乎没动，等到时间一到，就离开了教室。
（摘选自袁凌博客文章《十年一觉高考梦》）
文珍：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
我读书蛮早，17岁上的大学。觉得一定会考上，因为考过年级第一嘛，但高考偏偏考得不好，其次志愿填得也不好。99年那年正好复旦是“3+1”，北大清华都是“3+2”——那几年广东曾经采用这种特殊考制。
像我这样的懒人，觉得少考一门总归是好事，觉得复旦“3+1”是天意，太适合我了。而且对我影响很大的 物理老师，是文革前的复旦物理系高材生，身上有一种智慧之光……有幸上他的课，是让我从中不溜变成年级第一的主要原因。他女儿也在我前一年考上复旦大学物理系，是那年深圳的状元。
种种命运的暗示之下，我就选了复旦中文。但那一年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所有人心往一处想结果必然糟糕，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选了“3+1”，“3+2”的学校竞争反而没有那么惨烈。
那年复旦平均录取线比北大要高，我总分差4分没过线。而且那年复旦理科生的成绩据说比文科好，广东省总计招60个，比例应该20个文科生，40个理科生，但那年只招了8个文科生——名额都匀给理科生了。后来还在报纸上看到，8个文科生中的一个还出国了……
那个暑假我等了很久，也没有想到会考不上，但学校里有人收到复旦的录取通知书了，自己一直没收到，好像也没有很强烈的痛感，就是一直玩，看电影，每天去市图书馆。到八月中下旬，都快开学了，终于收到中大的了，还是意想不到的金融系——我的第二志愿第一栏根本不是金融，是法学，完全抄我同桌的。
没想到中大金融比法律系厉害，先调档，当时系里的招生老师大概急于找一个编院刊的人，看到我的档案就很高兴。就这样阴差阳错读了四年金融。那几年里，我几乎是极为缓慢地接受这个现实，也在BBS写了很多东西。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