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负性情绪也随之增加。
特别是大学生，他们处于快速变化的人生阶段，需要面对学习、生活、人际、就业等问题，这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对应的也产生了更多的负性情绪。
若缺乏及时有效的情绪调节，初始的负性情绪带来的问题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心理问题，如过度焦虑、抑郁症等，其严重者甚至出现自杀、伤害他人等极端行为。
其中，女性大学生群体有更高的情绪识别优势与更强的情绪易感性，更容易患和情绪有关的障碍。对其进行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及策略效果的研究，可以了解该群体的情绪管理特点，为指导她们开展有效的情绪调节提供依据，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个体可采用一定的情绪调节策略来减少甚至消除其负性情绪带来的影响，但在面对不同的情境下需对情绪调节策略进行选择，以适应变化。
目前关于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研究还比较有限，初步的研究局限于认知重评和注意分散的选择受到情绪强度的影响，但其他的不同策略的选择也仍需进一步的探究。
例如，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人们习惯于抑制自身情感以适应社会，这一行为具有深厚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基础。但人们对于表达抑制这一策略具有怎样的选择偏好知之甚少，相比其他策略而言，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也仍存在争论。
此外，对情绪调节策略选择背后的机制的探究也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其理论框架、实验实证等仍存在较多不足，需进一步探究。
下面以国内在校女性大学生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展开了两项实验研究。首先研究一基于情绪调节选择范式进行图片唤起情绪反应的实验研究，探究了不同负性刺激强度和不同呈现时间下该群体对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
同时也通过对使用策略前后被试的主观情绪体验进行评分，考察不同条件下情绪调节策略的效果。
研究二则在研究一的基础上，在认知能量理论的框架下，首先分别探究了负性刺激强度对被试使用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的意愿和难度的影响，然后通过增加任务难度组的设置，探究情绪刺激强度和任务难度对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影响。
一、负性刺激下女性大学生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
研究一发现负性刺激强度会影响女性大学生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且对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被试在低强度刺激下倾向于选择认知重评策略或自由观看，较少选择表达抑制策略，此时进行情绪调节的总比例是较低的。
而在高强度下，选择自由观看的比例下降，表达抑制策略选择增加，最终被试更多地选择认知重评策略和表达抑制策略，且此时被试选择进行情绪调节策略的总比例也增大。
关于以上研究实验结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低强度刺激下自由观看的比例较高，而在高强度刺激下的自由观看比例较低，即高强度下被试开始更多采用策略。这说明，低强度下的情绪调节需求较低，而在高强度下的调节需求开始增大。
第二，研究中，认知重评在高低强度刺激下，被选择的比率较为恒定，并没有出现在高强度刺激下选择比例变少的结果。
其原因在于，先前的研究中被试只能在两个策略中选择，这导致被试放弃某一策略时，必须选择两者中剩下的另一策略，此时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比率具有高估或低估的成分，没有体现被试的真实意图。
而研究由于增加了自由观看选项，被试能在高低强度下，真实地选择是否选择认知重评策略，不会受到另一个策略选择情况的干扰。
第三，高强度负性刺激下，女性大学生对表达抑制的选择比例增加，这是在国内文化背景下开展的研究所得到的实验结果。
这一发现可以支持，表达抑制作为一种情绪调节策略，在国内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大学生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使用比例，且其选择倾向也是与刺激强度相关的。
Sheppes提出的情绪调节选择的理论认为情绪调节选择更多的是由有效性而不是努力因素驱动的。结合后续调节效果可以发现，表达抑制在低强度刺激下，作用不大。
而在高强度刺激下，效果增加。这反过来也可以部分解释高强度刺激下，表达抑制选择比率增加。研究一发现负性刺激强度会影响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在后续实验中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
二、负性刺激下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效果
研究一还发现，在高强度和低强度负性情绪刺激下，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效果有差异。首先，对于认知重评策略，在高低强度负性刺激下均有较好的调节效果。
由国内文化背景下对女性大学生群体进行的实验结果与已有研究的结论一致，支持了认知重评这一情绪调节策略在不同条件下所具有的稳定性与普遍有效性。
其次，对于表达抑制策略，在低强度刺激下调节效果不明显，而在高强度刺激下调节效果有所增加。实验结果说明了表达抑制策略是一种具有特定使用条件的情绪调节策略，即在面对强烈的负性情绪时，表达抑制策略具有一定的情绪调节效果。
先前关于表达抑制的研究存在争议，一些西方的研究发现表达抑制不能降低主观情绪体验，而在少数亚洲的研究中发现表达抑制能降低主观情绪体验。研究为表达抑制策略在我们文化背景下的有效性提供实验验证，且其效果受到负性刺激强度的影响。
研究一关于表达抑制策略效果的研究结果，可从以下角度解释：
首先，这一情况符合面部反馈理论，该理论认为抑制情绪产生的面部表情会抑制情绪的主观体验，这说明在有意识地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控制表情和动作时，也控制住了部分负性情绪体验。
其次，这与文化背景有关，我们背景文化下讲究“内敛”、“中庸”、追求“喜怒不形于色”，高强度刺激带来了“外露情绪”、“超出”的可能，这时候表达抑制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最后，面对强烈的负性刺激，可能无法马上进行认知上的调整和重构，同时又有调节控制的需求，这时候直接控制情绪调节反应的策略(表达抑制)更可控制一些。
综上，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虽然起作用的刺激条件有所差异，但两个都是有效的调节策略，在不同情境下的结合使用，可有效地调节负性情绪。
三、情绪调节策略选择与认知能量学
研究应用认知能量理论(目标行为由驱动力和约束力共同作用决定，通过三个独立的实验来进一步探究负性刺激解释强度对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选择影响背后的机制。
研究发现，负性刺激强度会影响女性大学生进行情绪调节的意愿，在高强度刺激下，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和表达抑制策略的意愿均增大，且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意愿高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意愿。
负性刺激强度也会影响女性大学生进行情绪调节的难度，在高强度负性刺激下，被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和表达抑制策略的难度均增大。
即低强度下，调节情绪的意愿和难度均不高，此时选择情绪调节策略主要由调节意愿决定，认知重评的意愿较高，所以低强度下被试倾向于选择认知重评;高强度下，调节情绪的意愿和难度均增加，这时候由于表达抑制的调节意愿增加。
所以选择比例增加，同时，由于调节难度的限制，所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选择比例也有限度。
以上两个实验结果也支持了认知能量理论对情绪调节策略选择解释研究的前提，即负性刺激强度能同时影响驱动力(情绪调节的意愿)和约束力(情绪调节的难度)。
被试对高强度的负性情绪更有调节意愿，同时也认为高强度的负性情绪更难被调节。而最终是否对负性情绪进行情绪调节，则由进行情绪调节的意愿(驱动力)和进行调节情绪的难度(约束力)共同决定。
若前述结论成立，则在高强度负性情绪刺激下，通过降低进行情绪调节的难度，可增加被试对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比例。
因此，研究进一步设立了不同任务难度组(改变约束力)展开实验，研究结果发现，(1)在高强度负性刺激下，驱动力(情绪调节的意愿)高，这时由于预测组的难度小于实施组，即降低约束力，因此预测组对认知重评策略和表达抑制策略的选择比例均高于实施组。
这一结果验证了可通过认知能量理论(驱动力和约束力共同决定行动)的角度解释情绪刺激强度对认知重评策略选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