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间都在规则的摸索与遵循中消耗，又谈何教育，又谈何意义？
几天前，“中小学连厕所时间都快没了”冲上热搜；这两天，“小学女教师离世留遗书称课外工作压力大”也冲上热搜。这两者虽然不存在一定的联系，但让我们感受到，当下一些校园里的师生都过于紧绷。
在一些学校，孩子被“困”在了教室，值日老师在每层楼巡查，严禁学生在走廊追逐玩耍；一些学校抽选少先队员组建值日团队，对各班学生课间的行为进行计分考核；一些学校要求孩子小课间不能去操场玩耍，只能上厕所或在走廊内安静地活动……形式大同小异，规则有松有紧，但无一例外地，孩子失去了自由活动的权利，教师增添了一些额外工作。
2019年，一项针对1900余名家长的调查显示，75.2%的家长认为身边中小学“安静的小课间”现象普遍，且在小学最为突出。爱玩是孩子的天性，运动是健康的前提，为何学校还要将孩子圈住？一位校长给出了答案，“安全第一，其余是零”。一所小学的老师说，一旦学生课间活动时出现磕碰等意外情况，校方不仅需要向家长道歉，还可能涉及经济赔偿。正是在“安全至上”的要求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之下，孩子的课间十分钟被“牺牲”了。
↑学生课间练习国家级非遗井陉拉花舞蹈。图据人民图片
也就是说，苛刻要求、大小事都盯紧学校的一些家长，看起来是重视孩子，实则给学校造成了困扰，迫使学校不得不使用一些手段来“确保安全”。这背后还有一些更极端的个案：学生端午节回家溺水后找学校索赔，学校最终赔偿40万元；学生的乳牙因为摔跤掉了，家长让班主任赔偿10万元……这也是网友为“消失的课间10分钟”搜寻到的理由：一个奇葩规定背后都有一个离谱故事。但倒推回去，可能是一次奇葩的“判决”或“处理”，反而助长了奇葩规定的出现。
以奇葩来应对奇葩，是一些成人“求生”的手段，最终，却是孩子承担了代价。
我们当然相信，学校制定规则时都是本着安全为要的精神，但也在权衡利弊。规则制定者在面对强势的家长和主管部门时，是弱势的一方，但在学校内部又是强势的一方，所以才将矛头指向了弱势的教师，进而传导到更弱势的学生身上。相关领导在制定规则时，只想到了如何快速消灭问题，却从未想过相关人员的感受。当规则只服务学校这个抽象的概念，而忽略了学生的自由时，就偏离了教育的初衷。
事实上，被困在学校的不仅是学生，还有老师。为了避免课间出现擦伤等问题，老师被迫承担起了相应的管理工作。而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事件，窥探到一些学校解决问题的方式，即制定非人性的新规则。规则之下，孩子忙于应付老师，老师忙于应付检查，可能就像那位离世老师在遗书中写的一样，“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就像牢笼”。目前，我们无法将她的离世全归因于工作压力，但评论区的许多留言足以说明，教师确实被教学以外的事务所累。
所以说，针对老师制定的各项规则，其实和孩子“课间圈养”的道理一样，都只为一个宏大而抽象的学校而存在，而不是为学校里面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但人是作为目的的存在，而不是任何规则的附属品。
可以想象，新规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正如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所著的《规则的悖论》提到的那样，旨在将我们从行政职责中解放出来的软件，最终把我们都变成了兼职或全职的行政人员。而结构性不平等，又让非人格化的、无需沟通的规章制度保持运行，甚至我们还会去主动阐释这些不合理规则，上文提到的“一个奇葩规定背后都有一个离谱故事”即是如此。也就是说，规则制定方，通过隐性的结构关系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压力，迫使人们遵从。
为何孩子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了？为何老师备课的时间都没有了？如果时间都在规则的摸索与遵循中消耗，又谈何教育，又谈何意义？当前，已有媒体报道，郑州、太原、成都多地回应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成“课间圈养”问题，一些要求已经下发，一些学校正在改变，希望在这一场激烈而深刻的讨论之下，各方能遵循人本逻辑、坚守育人理念，还学生自由，还老师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