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闫桂花
近日河南一名23岁教师跳楼自杀引发舆论关注。据媒体报道，这位教师在她留下的遗书中表示，作为一个没有培训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每天都提着最后一口气上班。”这一悲剧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我们无从得知，但过去几十年，大量调查和研究都已经无可辩驳地显示，中小学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正承受着来自学校、家长、社会多方的压力且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亟需关注。
多个调查发现，中小学教师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Checklist-90，SCL-90）的抑郁因子得分高于全国常模;与非班主任教师相比，担任班主任工作教师的抑郁得分高于未担任班主任工作的教师。
另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刘京翠等2021年对约1.7万班主任的问卷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班主任感觉身体健康不是很好。这其中感觉很差和较差的占约40%。另外，七成以上班主任感觉自己在工作中压力大，只有不足10%的班主任感觉工作轻松。
那么，让中小学班主任不幸福的压力源都有哪些？原因何在？从过去几年学者的调研数据中可窥一斑：
长期困于“事务性工作”和基层“形式主义”
班主任是教师队伍里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通常身兼多个身份和职责，既是教育一线骨干，多半担纲语文、数学等重要学科的教学工作；同时还充当了“保姆”“管理者”“教练”“联系人”等等角色，甚至从一些报道和社交媒体的发声来看，在一些地方，基层教师已经成了基层治理的“万金油工具”，配合扶贫、消防、禁毒、安全交通事务等工作，甚至还要被迫参与献血等等。
事实上这已经是过去很多年来基层教师普遍被迫承担的一个重负，班主任首当其冲。
知名教育家李镇西2017年曾在他的微信公号“镇西茶馆”搞过一个调查，发现老师们的许多时间都消耗在非教学工作上：填表格、写材料、迎接检查验收等等，甚至包节水档案”“安全交通”“食品安全”“病媒生物防治”等等，有足够精力和时间来完成基本教育任务的教师占比仅有十分之一，而其他十分之九的老师则要靠挤时间来完成教育教学工作。
《瞭望》新闻周刊2019年曾做过一个调查报道，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正“走出机关”向中小学校园蔓延。这些事务多来自一些党政机关的“转包”“指派”“考核”，有的还涉嫌弄虚作假。调查中，安徽某县一位公立小学校长称一年时间仅从县教育局发来的文件就超过1000份，其中不少与学校基本工作无关，比如招商引资、劳动就业、市场打假。安徽某县一所公立初级中学则在短短一学期内用掉了500多个G的硬盘空间，来存储考核任务资料“留痕”。而给他们派任务的，包括团委、妇联、公安、司法、综治办、文明办、卫生、安监、环保、工会、科协等等。
为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2019年，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被称为减负20条）。意见要求确保对中小学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清理后保留事项实行清单管理。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否有所缓解？很难给出肯定答案。
李镇西在2021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他对覆盖31省市、6653份样本的调研显示，高达90.37%的受访者认为非教育性社会事务与政府部门检查给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带来了压力，这其中包括禁毒、交通、消防、防疫等工作，要求“全员参与，人人过关”；甚至连家长骑车是否戴头盔、家长是否接种过疫苗都要班主任统计。雪上加霜的是，“双减”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压力，76.28%的教师认为各项检查有增无减。
北京教育学院的宋洪鹏等2021年基于北京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92%的首访教师希望减少因“迎接各种检查”带来的工作量。希望减少的排名第二、三的非教学相关工作是“撰写各种教育教材之外的材料”和“参加各种评比和比赛”。
刘京翠的研究也指出，“双减”后，“事务性工作压力”和“工作时间延长”被凸显出来，与“安全责任压力大”、“班级管理任务重”并列为中小学班主任最大的压力来源。
调查显示，“双减”后，几乎所有班主任仅在校工作时长就超过了8小时，其中40%超过了10小时，与“双减”前相比有了较大幅度提升。
其中，班级事务性工作占据班主任工作的时长，超过了班级建设工作和学生发展指导工作，而后者本应是班主任岗位的重要工作。
这一方面令班主任的工作时间越拉越长，难以实现工作、生活、休息和专业发展的平衡，；另一方面，当大比例的时间和精力被用于教书育人之外的工作，也常常意味着对职业热爱的丧失，从而导致意义的匮乏感。
责任的无限性和道德的无限高压
与此同时，这个被迫承担多个角色的群体还面临着“无限责任”式的苛刻考评。在现实教育中，一些中小学以较为严格的方式对班主任工作进行日常化考核，全方位、立体化地对班主任工作进行监督。
东北师范大学的张聪在其2022年发表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负担:现实表征、深层困局与防范机制》一文中指出，班主任的很多工作实质上是一种“良心活”，具有“软性”特点，隐形工作内容往往多于显性工作任务，而班主任又在事实上承担着过多的责任，这种“无限责任”并不完全适合当前很多考评方式。
与此同时，中小学教师还承担着易被污名化的压力。家长与学校对班主任的师德被普通教师经常持有更高的要求，有些要求甚至脱离了实际情况。而越是这样期待，中小学班主任就越是被置于道德高地，越容易产生极大的精神负担。
他说，“红烛”“工程师”“园丁”这些盛誉教师的做法存在着将教师“神圣化”的色彩，并在很多时候据此形成评价，成为考核教师道德状况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指标。由此也会给班主任群体带来被“污名化“的压力，诸如“这个班主任怎么这样?”“你可是班主任啊!”等带有“贴标签”特征的话语时常出现。“这给中小学班主任带来的精神压力远远超过日常的事务性压力，由此产生的精神负担进一步加剧了中小学班主任的工作负担，甚至直接导致了负担反弹的现象。”
回报低、津贴不足，同时得不到有效支持
相比付出，班主任群体对他们得到的回报普遍不满。
上述宋洪鹏等基于北京的这项调查显示，班主任与非班主任在工作时间上有着明显差异，班主任的周工作时间为65.1小时，而非班主任的周工作时间为55小时。其中，班主任在校工作时间平均数为10.42小时，下班后的工作时间平均数为1.71小时，周末工作时间平均数为4.03小时。
虽然班主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班主任所获得的津贴缺乏相应的鼓励性，致使班主任主观压力感、负担感较强。
张聪在上述文中提到，中小学班主任津贴总体偏低，约有1/4的班主任每月津贴不超过100元，超过1/10的班主任则没有津贴，同时各地班主任津贴缺乏必要的增长机制。
不仅如此，学生、家长以及科任教师等相关主体都存在缺少对班主任工作进行必要支持的现象，班主任“个人奋战”的现象并不鲜见。学校制度对班主任的关怀失效、学生以及家长的情感淡漠等都深刻影响着班主任的情感支持。
华东师范大学的秦鑫鑫等2021年对5065位班主任的实证调查显示，有接近六成的中小学班主任不愿意或者勉强愿意从事班主任工作。班主任岗位实际上成为一部分教师的“苦差事”和“难差事”。而工作压力是影响中小学班主任是否愿意继续承担班主任工作的主要因素。
综上，边界的模糊性、责任的无限性，以及道德的无限高压，是中小学班主任压力的主要来源；而低回报、缺乏系统性支持，进一步打击了他们从业的意愿。与此同时，中小学教师尤其是班主任，长期以来深陷各种非教育相关的“事务性工作”以及基层“机会主义”，而且他们的处境也并未因2019年出台的“减负20条”得以改善，甚至工作压力因“双减”又大大增加。
“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来积极乐观的孩子呢？”，河南这位23岁跳楼自杀的女教师在遗言中留下的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资料：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对全国16,166名班主任的问卷调查作者：刘京翠、赵福江
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负担:现实表征、深层困局与防范机制作者：张聪
中小学班主任留岗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5065位班主任的实证调查作者：秦鑫鑫、吴晶、张猛猛
中小学班主任抑郁状况的潜类别及相关因素作者：王秀娜、辛涛
中小学教师不合理负担表现、不利影响及应对策略——基于北京市的调查作者：宋洪鹏、郝保伟、鱼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