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史蒂文斯 做出了一个极富争议性的决定：只要学生踏入教学楼内之后，他们就必须将自己的手机关机，并放入一个只能通过特殊装置才能打开的上锁布袋之中，直到下课为止。尽管学生们对于这种做法颇有微词，认为锁住这些手机是对于学生管理自己设备使用能力的不信任的体现，会增加学生和学校管理层之间的矛盾，但史蒂文斯的校长克里斯·普拉特（ChrisPratt）并未动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自从执行这项政策以来，学生们在走廊和食堂里的互动出现了明显的增加，而通过手机和社交媒体对其他同学进行欺凌骚扰的现象也有所减少。
对于像史蒂文斯这样的 来说，这种看似一刀切的决定背后，暗含着许多美国教育从业者在不断发生演变的媒体环境之下的难言之隐：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正在改变我们的交流方式，使基于手机屏幕的沟通和互动越来越普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面对面对话；然而，当前的教育体系并未形成一套有效的应对策略，来防止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对学生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相较于学生因无法使用手机而感到的不安，他们更担心的是那些无法被学校监管到的社交媒体信息和言论。这种担忧绝非毫无道理；根据反数字仇恨中心的统计，有60%的13至17岁的美国人相信超过四种有害的阴谋论，并且缺乏核查这些信息的能力和动力。
美国青少年依赖手机社交软件平台交流
当社交媒体成为“有害信息培养皿”
历史并不长远的社交媒体平台，如今早已经是美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获取信息最主要的平台，已经全面并且彻底地取代了电视、书籍、新闻机构和报纸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任何一个可以注册账号的人都可以依赖如同X（原名推特）、TikTok或者Instagram这样的多媒体内容平台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分享者，成为公共话语的组成部分，这打破了所有过去媒体平台运营和传播所需要满足的基本原则。不幸的是，也正是在这种内容传播自由的环境之下，虚假和具有误导性的信息的传播能力也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
2018年一份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显示，这些虚假和误导信息的传播效率是真实信息的整整十倍。绝大部分社交媒体平台都是建立在基于用户数据分析尽可能延长用户留在平台上的时间的算法之上，在这些平台上浏览互动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暴露在这些信息的影响之下。通过将用户的信息流个性化，社交媒体平台往往只向用户展示他们想看的内容。换句话说，如果你同意其中一个观点，在这些平台的奖励机制之下，你就更有可能看到同类的帖子。
对于每天平均使用7小时手机的美国青少年来说，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有害信息培养皿”对他们所产生的伤害是格外严重和明显的。以Instagram为例子：数据显示，有接近80%的青少年使用这一以照片和短视频分享和传播为核心的APP，它超过40%的用户的年龄在22岁以下。尽管这个平台声称自己将用户的福祉放在第一位，它和它的母公司Meta（该公司同时也是Facebook的所有者）仍然遭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州检察长的诉讼；这些诉讼众口一词地指控它的推荐算法、点赞、提醒、照片滤镜和具有24小时“阅后即焚”效果的故事模式都在侵蚀青少年的精神健康，让他们陷入一种以沉浸使用、不断关注点赞、根据互动量攀比并最终引发自卑和抑郁情绪的负面奖励机制之中。根据2021年《华尔街日报》的一份报道，Instagram早在2019年的内部研究之中就已经认识到自己平台所依靠的这些机制对青少年女性的摧残，却直到报道公开之前一直在国会听证会等公开场合拒绝以任何形式承认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真实性。
当地时间2023年8月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脸书母公司Meta总部外的巨型logo。
在这种畸形而又缺乏限制管理的平台环境之中，越来越多的“误导言论贩子”正在取代普遍情况下恪守新闻原则和具有自我监察机制的新闻机构，成为各类热点话题的主要传声筒。以新冠疫情时期涉及疫情本身的危险程度以及疫苗的安全程度的言论为例，一份2021年来自反数字仇恨中心的报告显示，在Facebook上，仅仅12个用户就制造和传播了高达73%的相关虚假言论。这些帖子称致命的疫情实际上并不存在，口罩规定“比不戴口罩更危险”，反复经过实验证明有效的疫苗“导致瘫痪、自闭症和过早死亡”，以及5G信号塔通过频段科技传播疫苗来进行“人体实验”。这些信息的传播者来自健美、另类医学、宗教、政治等不同行业，但无一例外，社交媒体的算法机制和缺乏对这些信息的充分理解和判断能力的双重作用将他们的声音放大到了绝对不应该属于他们的声量。
被提上日程的媒介素养教育
在信息真实性这一基础概念被受到激烈质疑和反驳的环境中，以及在恰当地监管和限制社交媒体平台继续扩散各类危险言论的法律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如何从个体社交媒体用户的角度出发，提高对这些信息的判断和理解，已成为美国各地政府面对这一挑战时的主要着力点。在争夺舆论主动权的压力下，美国许多州政府利用多年来更多是在学术环境中所讨论的媒介素养概念，尝试以教育为出发点让社交媒体言论侵蚀青少年的危险通过学校的环境来去被抵消。
媒介素养并不是社交媒体流行之后才涌现的新颖概念，事实上，它作为一种教育模式所出现的时间和现代教育以及传播学几乎同样长。媒介素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美国的教师开始利用电影来教育学生，帮助他们发展批判性思维和沟通能力。从那时起，媒体素养教育的概念和实践开始逐渐发展，并越来越关注各种新的媒体形式和技术。以麦克卢汉和波兹曼为代表的一批传播学学者提出了“媒介及信息”的概念，认为内容所传播的平台和形式将会影响公众乃至于社会对于这些信息的判断，并且主张学校应该更多起到主导性的作用，在课程教育中帮助引导学生去理解他们获取到的各类信息。
对于“媒介素养”这一概念目前最完善和全面的定义来自于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传播学教授詹姆斯·波特（JamesPotter）的同名著作。在这本书中，他将媒介素养通过各个角度全面看待，并诠释为“获取、分析、评估和交流各种形式信息的能力”。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教育方法，波特认为媒介素养不仅仅限于教育环境之内，更是提升综合批判能力的一种政治、社会和文化实践。目前，随着学生们接触媒体信息的频率增高，传播信息的要求降低，以及核查信息真实性的力度无法抵御如同洪水一般泛滥的各类信息，提高媒介素养的紧迫性就进一步提上了日程。
缺乏对于信息真实性的判断所导致的恶劣结果在近些年已经一再被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一次次残酷地展现出来：对疫苗的缺乏信任导致儿童疫苗接种率急剧下降，大量可以避免的感染和死亡出现；对选举诚信的质疑导致一群受到前总统特朗普蛊惑和推动的暴徒在1月6日冲击了美国国会，险些改写了大选的真实结果；在目前的巴以形势下，数以万计的分别针对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虚假信息导致了数十起针对他们的仇恨袭击，其中导致一名年仅六岁的巴勒斯坦男孩死于他相信了极右翼阴谋论的房东之手。阴谋论和虚假信息的主流化和泛滥已成为对美国政治共识和治理基础的最严重挑战之一，也成为了提升媒介素养教育的迫切需求所在。
对于这些危险舆论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只像史蒂文斯 那样切断接触信息的方式是明显不够的。以加州为代表的十八个州目前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法案，更加明确地将媒介素养的培训融入进青少年学生的教育章程之中。在加州通过的法案将教授媒介素养作为所有核心学科的必修课，这些课程包括英语、历史、科学等等。除了简单地提供各种多元的媒体资源之外，这项法律还要求学生能够通过这些课程学会识别虚假信息，理解情绪操纵的技巧，判断内容作者意图，从而负责任地为数字空间做出贡献。
加州州议会参议员马克·伯曼（MarcBerman）
这项法律的主要推广者、加州州议会参议员马克·伯曼（MarcBerman）在采访中表示，虽然这项法案将课程细节留给了学区，但是它的推出直接增加了教育环境中对于媒体素养理解的优先性。从事实核查这种分析技能，再到隐私保护和反抗网暴这些涉及内容创造的能力，这种跨学科的囊括和教育方式不仅大幅度地提前了媒体素养的学习时间，而且很有效地完善了学生能够去运用这一概念的思维框架。在伯曼看来，培养学生明智地驾驭日益复杂的数字信息生态系统已成为政府的一项既定目标，对下一代的成功是最至关重要的。
“面对现实！”
如果将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部可以每时每刻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的电子设备的做法称作一种社会实验，那么目前已经有压倒性的证据体现出了这项实验的危险程度和恶劣后果。在社交媒体平台功能越来越全面、内容越来越丰富的背景下，青少年在未来只会以更高的比例和用更多的时间来沉浸在社交媒体之中。与此同时，传统媒体信任受到严峻挑战、新闻机构盈利体系开始崩塌；仅仅在2023年一年，美国媒体界就裁撤了超过两万个工作岗位，包括BuzzFeedNews和Jezebel这种经营多年的媒体平台都因为缺少收入而被迫关闭。
和按照新闻原则来撰写和生产内容的平台的衰落同时发生的，是面向大众的人工智能科技在2023年的极速发展。以OpenAI的ChatGPT为典型代表的大规模语言模型不仅使得获取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还让创作内容的成本和标准变得更加低廉。如今的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不但可以依靠这些平台的推荐机制来去大幅度提升自己信息的传播效率和速度，甚至连内容本身都不需要由自己生成，只需要去在这些对话模型中写几个关键字，就可以制作流畅而具有逻辑的连贯文本。在各类人工智能工具的帮助和极为庞大的用户基础下，每个小时就会有接近700万条TikTok视频，1650万条Facebook推送，以及2000万条X推送产生，让全面有效地核查每一条信息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
以一年前被亿万富翁和所谓的“自由言论倡导者”埃隆·马斯克收购并改名为X的推特举例，早在马斯克斥资44亿美元收购这一平台之前，推特就早已是一个以吸引眼球的出格言论而非深思熟虑的论述而知名的平台。然而，在马斯克收购之前，推特至少还有着一套较为完善的基于知名度和可信度认证和核查信息的体系，能够封禁或者限制那些大量传播误导和危险信息的账号，其中就包括因为号召攻击国会而被封禁的前总统特朗普。在马斯克掌控这一平台之后，他先是裁撤了几乎所有负责信息内容核查的工作人员，然后进一步取消了此前存在的认证机制，而是以每月支付8美元的认证机制替代了它；在这种环境里，那些对新闻原则毫不在意的虚假信息批量制造者，就自然可以只通过微不足道的费用实现以远超过之前的规模去宣传自己的危险论点。
不仅如此，也有人指责马斯克自己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推广者。在今年十月，马斯克向自己1.5亿的关注者推广了两个素来以宣传不实信息而知名的“战争情报”类账号；其中一个账号曾经宣称“媒体和银行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控制”。在马斯克传播利用种族歧视类的言论被媒体监督非营利组织MediaMatters多次指出和批评之后，马斯克发起了一场“热核级别的诽谤诉讼”，认为这些说法侵害了他本人和X平台的权益。
对于社交媒体平台来说，他们显然需要加强对错误信息的监测和管理，并提高平台运作的透明度，公开内容推荐算法和内容监管政策，来避免特别是青少年在内的用户受到这些信息的冲击。然而，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也需要去用更加全面的方式来去丰富自己的认知，提升判断和验证信息的综合能力，避免用情绪和下意识贸然下判断，造成误导信息的传播。然而，在美国政府未能有效建立全面社交媒体监管机制，且一系列社交媒体平台控制者对虚假和有害信息的危险视而不见的环境里，仅仅依靠这些平台和他们的监管者，显然无法弥补缺乏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带来和正在产生的影响。
对于加州圣玛丽 的 学生阿比盖尔·莫法特（AbigailMoffatt）来说，尽管她欢迎这些全新的立法，但她深知仅仅依靠等待这些法律全面施行并不能够改变一个如此严峻的局面。在这种氛围之下，她和其他几名 学生发起了名为“面对现实！”（GetReal!）的网络平台，为判断虚假信息提供了一系列的资源，并在为媒体的撰稿中公开呼吁美国各州效仿加州的努力，全面提升学生们辨识内容的综合素养。在他们看来，能够准确追溯每一条言论的源头、信息来源的背景以及信息创作和语言组织的形式，是最有效地避免遭受信息误导的途径。
（参考资料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