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王子耀，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案的受害者，他的人生被定格在13岁的春天。
人是合群的动物，但合群的动物，却不一定是人。
王子耀是个合群的孩子，那天下午，他和往常一样，以为只要把钱转给他们，就不会挨打。而后来发生的事，我们只能从尸检报告里看出端倪。
三个不到14岁的犯罪嫌疑人指认了埋尸地点，在距王子耀家12公里外的废弃大棚里，警察挖出了他的尸体。4个小时的尸检过程，王子耀的爸爸全程旁观，他在事后说道：“爸爸没有害怕，只有心疼和愤怒”。但我们都知道，对一位父亲来说，这是最残忍的酷刑。
那位旧店中学的校长，在案发后告诉记者：“他们都是好学生，平时经常在一起玩，未发现霸凌现象。班主任是很负责的，学生们绝对没有被欺负过，王子耀同学的死，只是一个意外”。直到当地警方披露，校长口中那三个“好学生”，早在案发前一天就开始挖坑，我们终于明白，在这场天怒人愤的悲剧里，没有意外，只有预谋。
王子耀所遭受的一切，没能让近在咫尺的人伸出援手，却让远在天边的我们义愤填膺。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再三遮掩，妄图用“孩子明天还要上课”来揭过一起蓄意谋杀；校长甚至想用“意外”来把一个人的死大事化小。
生命之花尚未绽放即被恶意折损，令人扼腕叹息。
教育的缺失，家长的纵容，同学见怪不怪，他们并不是悲剧的始作俑者，却化为一片雪花，参与了整个雪崩的过程。不经意间，一种“古惑仔”式的犯罪崇拜，开始在青少年群体中悄然生长。
家长和老师能做的有限，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其实与孩子一样彷徨，既不知所起，也不知所措，更不知所终。跟孩子说“别怕”，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有些“孩子”做出来的事情，让很多大人都毛骨悚然。
2018年12月，湖南12岁的吴某，持刀将34岁的亲生母亲陈某杀害。事后说:“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据最高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7万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决定起诉3.9万人。2020年至2023年，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4.3万人，年均上升5.4%。
未成年犯罪，既是家庭的伤，也是社会的痛。
我们要追问的是，判定一个小杀人犯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刑责年龄一定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吗？著名经济学家、法理学家贝卡里亚认为，最低的刑责年龄，应当在14岁。欧洲大陆普遍最低刑责年龄，也是14岁。
不久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对邯郸初中生杀人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张以罪罚进行矫正，从而达到改造未成年罪犯的目的。罗翔提出，法律的生命来自社会的经验，如果经验事实不断证明法律逻辑存在问题，那么这种问题就值得修正。生活的经验不断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一种孩子是天生的恶种，他们甚至具备较高的智力水平，却能漠视一切的道德底线。两千年前的“善恶之辩”，似乎从未停歇，世俗的观点就像来回摇荡的钟摆。我们见识到“蔷薇少年”的杀伐果决，也意识到“雾都孤儿”的身不由己。
2021年，我国立法机关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借鉴了英美法系的“恶意年龄补足”制度，对刑责年龄做出例外性下调。针对两种特定的犯罪，经过特定的程序，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者，如果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行为，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溯后，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宁夏调研时表示，要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坚持对侵害未成年犯罪“零容忍”，并重申了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官方目前最权威的发声，这个表态无疑是对社会呼声的有力回应。这一举措无疑将对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形成强大的震慑力，让他们明白，即使是未成年人，也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法律的一小步，就是社会文明的一大步。即便不能抚平所有的苦难与冤屈，但我们一直在幽暗中摸索正义的形状，千万年来，身虽未至，然心向往之。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正义不能向罪恶低头。支持严审严判并非是对未成年人的残酷，而是对正义的坚守，是为了杜绝悲剧的重演。我们不能让年龄成为犯罪的保护伞，更不能让好孩子死得冤。王子耀的人生定格在了这个春天，我们在这个春天等待着正义的到来。
孙志刚，佘祥林，邓玉娇，唐慧，于海明......总有一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成为了司法完善的动力。我们可以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但是在今时今日，我们必须记住“王子耀”，记住2024年3月的乍暖还寒，记住一个蔬菜大棚里废弃的春天，记住一个孩子被埋进土里，而后由他生长出正义的新芽。
希望这颗新芽，能让千万个孩子，拥有在阳光下奔跑的权利。
撰稿|张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