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很多培训，但防欺凌是第一次。”班主任牛晓雨看了眼台上的幻灯片说道。
“可不是最近这些事闹的，教委动不动就找上门。”有老师小声议论，“上面都有文件要求了。”
4月12日下午1时，随着近百位老师和校长陆续落座，一场针对教师的防欺凌培训即将开场。主讲人是该市的律师陈亮。
六年来，陈亮多次进入校园开展防欺凌教育。他发现，欺凌事件在学校并非个例，但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今年以来，几起恶性事件的发生，让“校园欺凌”再度成为焦点。
3月25日，教育部组织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周”主题活动，其中就包含校园暴力专题教育。4月底，教育部将实施学生欺凌防治行动，对所有中小学校“起底式”大排查。
从2016年起，全国已开展过多轮防治校园欺凌的行动。
但在多位老师眼中，目前学校的反欺凌工作，仍是一种“短暂、被动的落实”。
老师究竟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当舆论的风暴停歇，他们真正的难题等待解答。
待解的难题
六年前，陈亮第一次接触到“校园欺凌”。
他接到6岁儿子的来电。对面不停地啜泣，“爸，你来接我！”陈亮急了，他赶紧问发生了什么，孩子不回答，只说要立刻回家。
陈亮和妻子决定联系孩子的老师。他们了解到，孩子参加校园滑雪的冬令营，在同学里面年纪最小，别的同学都喊他“小屁孩”，带的零食和游戏机从来不和他分享。
当时在陈亮眼里，这些“不就是小事吗”，他给儿子买了巧克力、玩具，却没法安抚孩子的情绪。后来，在妻子的询问下，孩子说，两个男生把滑冰的靴子扔在了他的枕头上。
陈亮的妻子变了脸色，“这是校园欺凌。”她反复和陈亮说，这类现象是必须介入的。
两人立刻找孩子的老师沟通。不久后，老师组织了全班同学集合，厉声说道：“你们不能这么做。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我会通知家长把你们领回去。”这一番话，给了陈亮很大的安全感。
陈亮回想，那些孩子只是小小的恶意，但没有老师及时的教育，时间一长，很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欺凌行为。
每年的普法日，陈亮会受到该市中小学的邀请，给学生们做法治讲座。2018年起，他决定讲讲校园欺凌。
经常有女孩在讲座后偷偷找过来，“我被欺负了，不知道和谁说。”有德育主任领着男孩走到陈亮面前，“班里的同学孤立他，让他很低沉。”......
陈亮发现，原来有许多孩子，掩藏着被欺凌的心事。
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曾对全国六省1万余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得出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为32.4%。意味着每10位学生中就有3人经历过欺凌。
多年来，陈亮看见防治欺凌的行动一轮接一轮开展，法律规定越来越多，但欺凌事件仍在不时发生。
为何防治难以奏效？陈亮在寻找答案。
另一头，老师们同样心存困惑。
校长刘超坦言，从去年11月，山西大同曝出未成年人被同宿舍学生凌辱两年之久，到今年3月，河北邯郸发生疑似校园欺凌的杀人事件，一次次舆情下，反欺凌已经成了学校必须要做的事。直到现在，大家对“什么是校园欺凌？”还是没有概念。
班主任周晴曾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舆论的升温让她想起了往事。
初一下半年，周晴从乡镇转学到县城。她刚站上讲台，听到有人喊：“农村娃子！”课堂里爆发出大笑。同学们对她指指点点，从头发点评到鞋子，说着“好土”。
周晴僵在讲台上，带着求助的眼神看向班主任。对方听到笑声后没说话，抬头看了一眼，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从那天起，嘲笑、辱骂等冷暴力在全班范围内出现，持续了三年。
很多次她埋怨，如果当初老师能够及时制止，或许欺凌就不会发生。
直到周晴进入学校工作，她开始意识到，老师面对欺凌，其实有很多难处。每当身边有欺凌现象，她总想做些什么，却又无从下手。
“校长不断强调要注意欺凌，每学期都有主题班会。”周晴说。但她和多位老师表示，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培训说到，面对欺凌，老师究竟该怎么做？
他们正等待解答。
隐蔽
培训一开场，刘超在台上发问，“欺凌到底是没发生，还是没发现？”
底下的老师陷入沉默。有人小声嘟囔，其实出了“大事”，也就是严重的肢体冲突，班主任都会管的。但在校园里，更常见的是隐形欺凌。
华中师范大学的调查指出，在中西部130多所中小学的一万名学生中，言语欺凌的发生率是17.4%，高于身体欺凌的12.7%。关系欺凌的发生率为10.5%。
这些欺凌往往难以被察觉。
语文老师时斌在带教时遇到过一个女孩。在时斌眼里，她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和同学相处融洽。去年10月，女孩突然和时斌说，“我不想学了。”原本活泼的她变得消沉，上课总在走神。
时斌记得，家长发现后很生气，指责她不好好学习。没过几天，女孩直接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不出来，不和所有人接触。
期间时斌和女孩的家长聊过几次天。去年底，她的家长开始反省，是不是自己对孩子太严格？一直以来，孩子都不愿意上学、社交。
直到今年3月，女孩才和父母袒露，之前在班级里被其他女生孤立。别人都不和她讲话，她开始厌恨学校和同学。
在此之前，时斌和女孩的班主任从没发现过这些事，女孩也没有向他们求助。
“告诉老师是件很丢脸的事。”周晴回忆，初中时没有向老师诉说，是因为和长辈之间有天然的隔阂，也是出于自尊。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被欺负了，也不想被同学说向老师打小报告。“更怕老师告诉家长后，他们反而指责我。”一位受到欺凌的学生说，家长会骂，“天天不好好学习，搞些有的没的。”
对此，老师能否主动侦察？
陈亮说道，对于学生变化，很多老师不够敏感。当孩子的行为、想法、性格跟往常完全不同，比如他们开始抗拒学校，产生厌学心理，身上不时出现伤口，或是以前很活泼，突然变得沉默。“可以在课后花5分钟、10分钟和他们谈谈，可能会发现欺凌的苗头。”
周晴最早在班级安插了“眼线”。吃饭、下课和午休期间，她都会待在教室里观察学生。结果令她沮丧，“学生私下发生的事，根本不会摆在明面上让老师知道。”
部分学校在每个楼层设置了心愿信箱，让孩子把被欺负的情况写下来。“没有人署名。”一位校长苦笑，孩子们生怕影响到自己的形象，也怕被同学报复。老师要长期调查，才能找到信件的主人。
牛晓雨想了个办法：她在校园欺凌的调查问卷上做了记号。匿名的世界里，孩子的诚实超出她的想象。好几次她顺着记号的线索，反复试探下，找到了班级里实施语言欺凌的学生。
但多位老师坦承，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备不完的课，开不完的会，写不完的报告和材料，管理学生的工作只限于课上40分钟和极少的空闲时间。”一位老师说。
何以界定
比起发现，如何界定令刘超更加头疼，“到底是欺凌，还是打闹？”
他害怕家长“小题大做”。“现在家长都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出现什么事都往这上面靠。”好几次，家长找到学校，说自己孩子被校园欺凌。该校一位领导干部记得，有家长报了警，老师和派出所一调查，发现是孩子之间的小摩擦，或是双方相互打架。老师只得耐心和家长解释缘由，一些家长投诉到教育局、市民热线，教委立刻就找学校询问。
陈亮解释，界定欺凌得看两方面：欺凌者有主观上的恶意。“行为不是一时兴起的，他们明知道会给对方带来伤害，还要这么做”。欺凌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无论是身体、心理还是财产损害。
其中最难的，是恶意的判断。
陈亮曾找过实施言语欺凌的同学，对方和老师辩称“我这是开玩笑，我们闹着玩的。”当时老师点点头，并没有当回事看待。
陈亮指出，实际上玩笑和嘲笑区别很大。玩笑是双方互相逗趣，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嘲笑以羞辱对方为目的，权力和地位并不平等。如果对方反击“我不喜欢这样，请你立刻停止”，嘲笑还在继续，就属于欺凌。
但心理是门复杂的学问。判断标准很难捕捉孩子内心深处的感受。
心理学教授孙莹是一所中学的德育副校长，曾为受欺凌的孩子做过帮扶。她看到，这些孩子的性格普遍胆小、自卑。她得营造出一个绝对安全和信任的环境，去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他们才愿意说出真实的想法。
他们说，自己怀有负罪感，“我肯定是哪里做错了。”“我是有问题的，别人才会欺负我。”
为了得到群体的认可，甚至为了融入欺凌他们的人，这些被欺凌的孩子宁愿去承受伤害，不愿拒绝和反抗。孙莹又去问了他们的老师，结果到了老师眼里，“这些人不是天天玩在一起吗？怎么可能是霸凌和被霸凌的关系？”
欺凌者反而觉得委屈。孙莹收到过家长反馈，孩子在学校里看不惯同学，经常打骂对方。家长觉得孩子的欺凌行为没有问题。“是被欺负的学生自己犯了错。”他们说，孩子是在纠正和反击。
“尽管一些恶意看起来很小，每个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有所不同。”陈亮记得，那位被嘲笑的孩子回家后，晚上头疼睡不着觉，梦里都在喊几位欺凌者的名字。之后接近两年的时间里，家长辞去工作，带着他辗转各大医院心理门诊。
陈亮叹息，当初或许是老师一时疏忽，但欺凌带来的心理伤害是持续性的。
初中毕业后，周晴从一个有点骄傲，爱出风头的小女孩，变得沉默少言。一旦别人的目光集中在身上，她会出汗、发抖，仿佛回到了报到那天，脑海里全是嘲笑的脸。“真想把自己藏起来。”她说。
丑事
一旦确定为欺凌，该怎么办？
多位老师指出，目前处置欺凌，仍然没有可以参考的细则。
他们坦承，自己没有很大的惩戒权，难以掌握教育的尺度。
“家校关系是脆弱的。”教师于星龙感到无奈。他批评了实施欺凌行为的孩子，孩子回家后告状，家长马上找于星龙维权。校长一直和于星龙强调，不要和家长闹矛盾，处理好家长的情绪。
每学期，于星龙学校的老师都有社会评价的考核项目，由家长进行打分，所有老师的打分决定着学校的分数。一旦分低了，教育局会找到校长问责，校长就会找到低分的老师批评。
后来，每当于星龙遇到不是很严重的欺凌现象，只找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聊聊天，让双方知道问题的存在。“哪怕是口头批评，我也隐晦地说，生怕说重了给孩子带来伤害。”
“老师也要保护自己。”陈亮强调，在处理欺凌事件时老师要注意“留痕”：记录好事件的基本信息、工作流程、处置结果，每次处理事件时都要询问学生是否认可，让他进行签字。这些材料可以作为事后和家长沟通的书面证据。
但处置还面临更大的难题：在家校眼里，欺凌是件需要遮羞的“丑事”。
时斌回忆，被欺凌女孩的家长曾找到校长质问。按照时斌的说法，校长很为难，没有实质性的暴力行为，要处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并不现实。为了不让事情继续发酵，校长对女孩的家长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处理。但你们有其他要求都可以满足，要什么时候来上学，想换个班级，都是可以的，只要不把事情闹大。
孙莹观察到，家长同样心存顾虑，不愿公开表达。一位女生被同学扇了耳光，抢走零花钱。家长起初的反应是，我要去学校讨个说法。
没过多久，她和孙莹说，自己很矛盾。“孩子毕竟还在学校读书，除非发生恶性事件，不然冷处理吧。”“这群实施欺凌的孩子还在学校，处罚了他们，孩子以后怎么跟同学交往？”
不久后，家长决定让孩子转校，换一个新的环境。时斌记得，女孩的父母也选择了妥协。他们对时斌说，马上要中考了，不可能去找对方麻烦，算我们倒霉。
而根据孙莹的追踪，一些转校后的被欺凌者，又再次遇到了相似的欺凌。
2016年《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曾指出，各地要建立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及时报告制度，一旦发现学生遭受欺凌和暴力，学校和家长要及时相互通知，对严重的欺凌和暴力事件，要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报告。
但孙莹感受到，平日校方给她反映的欺凌事件很少，到了恶性、极端的程度她才会知道，校方的反应经常是，“你们太敏感了，这就是小孩闹一闹、玩一玩”。
陈亮在学校调研时，校方反复叮嘱，教育行业很敏感，不能出现地区和学校的名字。调查能得到的样本和信息是有限的。
对此老师们直指，惩戒是缺位的。
“大事化小、息事宁人。”孙莹苦笑，这是许多欺凌事件的结局。
教育的反思
于星龙回忆，每当有舆情出现，学校就会格外重视欺凌的防治，但一般只持续两三个月。“校园欺凌早就老生常态了，每次都是治标不治本。”
在短暂的风暴后，学校能否建立起应对欺凌的长效方案？
培训结束时，一位中学校长找到陈亮，“我们很想重视防欺凌工作，但毕竟经验有限。”
在陈亮看来，应该调动更多第三方力量参与到校园欺凌的防治中，可以是校外的心理学专家、法律从业者、教育工作者等，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
根据陈亮的观察，尽管学校有法治副校长的岗位，但很多法官、检察官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校园里的情况，最后往往“挂名了事”。因此不仅仅要强调社会责任，也需要通过制度设计、考核评优等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
到底算不算欺凌，需要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判断。在上海、广东等省市，许多中小学设置了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由校长牵头负责，成员涵盖社区工作者、家长代表、校外专家等，能对相关事件进行调查评估，进行监测和报告。
更重要的，是教育系统内部的反思。
周晴记得，曾经比起欺凌行为本身，她更在意的，其实是成年人对于欺凌的态度。
时斌至今仍在后悔。当初发现女孩的异常时，他没有好好找女孩聊过，还心急质问她，“你怎么变得和那些差生一样？”很长时间里，女孩的班主任和家长都在指责，“孩子实在是太矫情了”。
时斌发现，现在老师们都在努力和学生做朋友，一起打游戏、做体育活动，“我们看似距离很近，实际上却很少有心灵的交流。”
如今，他尝试去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性格特点，观察他们的情绪变化。“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你遇到什么烦恼了吗？”碰到情绪低落的孩子，时斌总会想，也许多问一句，就会有变化的发生。
时的周晴，第一次产生了当老师的想法。她遇到的班主任，愿意聆听她的心结，试图去安慰、鼓励她前行。周晴想和他一样，要做一个“很好的老师”。
渐渐地，她对过去的控诉，变成了对教师角色的思考。
现在相比于成绩，周晴更关心学生的心理和德行。听到班上有非议同学的声音，她害怕这些想法升级成更大的恶意，会公开纠正其中的错误。她看到，不是全部的学生都会转变，但只要一部分人受到触动，恶意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少。
她也意识到，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
周晴坦承，老师的偏爱有时无法避免，但她不想在学生面前明显表现出倾向性。换位思考，学生觉得“我被老师讨厌了”是种很难受的感觉，也容易让班上对这位同学产生无意识的排斥。
“已经过去了。”周晴笑道，一些伤痛无法消失。但她仍然相信，教育拥有改变的力量。
（文中受访者除陈亮外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