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芥末堆李海颜
♪ ｜芥末堆看教育
“观望”一段时间后，何蕊最终决定取消或推后女儿刘新歌的课外辅导班，而选择让她参加校内课后服务。
何蕊的女儿刘新歌在重庆的一所小学就读，为解决学生放学后家长无法按时接孩子的难题，2020年9月，学校开始在放学后3点半至5点半期间为学生提供作业辅导以及体育、书法等课后服务，学生可自愿参加。
相较重庆其他小学，刘新歌所在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时间相对较晚。2019年10月，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此后，课后服务在重庆市江北区、九龙坡区、两江新区等地先行试点。
事实上，开展校内课后服务的并非只有重庆市。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其中，在基础教育学段提到，要着力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支持中小学校普遍开展课后服务工作。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先后出台了校内课后服务实施意见，指导各学校开展相关工作。除提供基本的看护服务外，各地也在探索更加多元化的课后服务形式。
从政策导向来看，校内课后服务从中央到地方都引起了重视，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却也存在着“压榨学生精力和时间，加重老师负担”的困境。
现状：课后服务解决家长困境，加重教师、学生负担
刘新歌是第二批参加校内课后服务的学生。
2020年9月，刘新歌所在学校在放学后的3点半至5点半期间开始为学生提供2节课的课后服务，费用为每人每月180元。课程内容以学科老师辅导作业为主，期间也于第2节课开设过书法、体育、艺术等特色课程。
囿于刘新歌此前所参加的课外辅导班还未结课以及对课后服务可能只是单纯托管的芥蒂，何蕊一开始并未让女儿参加，而是选择先“观望”。
与刘新歌一样，一开始未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共有16名，刘新歌班主任杨悦溪介绍，但由于课后服务涉及作业评讲内容，家长担心孩子跟不上进度，陆续都选择参与。期中考试后，班里52名学生中仅有1～2名没有参加，整个二年级大多都是如此，不参加的学生大多是出于身体原因，极个别则是因为有家长单独辅导。
何蕊于2周后取消了刘新歌在课外报的篮球、写作阅读课，选择让她参与校内课后服务。同时，为了配合课后服务时间，她将女儿的钢琴和画画课移到了周末。
经此调整后，何蕊发现与女儿的亲子交流时间增多了，现在刘新歌基本能够在校完成作业，回家后何蕊还能够带着她出去散步、运动。
“（课后服务）确实是实质性地解决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何蕊表示，校内课后服务一方面解决家长接送孩子时间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助于孩子疑难知识点的及时解答，尤其是“高年级的课程，家长不一定是能够辅导的了的。”
但在杨悦溪看来，校内课后服务“虽说有可能解决部分家长的困难，但确实无形中给老师增加了一些压力。”
杨悦溪介绍其所在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是由正副班主任负责，在上完平均每天4节课的学科内容后，她还需要在中午2个小时的午管时间内看学生写作业。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后，她的工作量更大了。
“老师压力特别大、特别累。”杨悦溪说，在课后服务时间内，她不仅只是看学生写作业，还需要讲评作业内容。“学校让我们要通过课后服务把教学质量提起来，如果我们不讲的话，光把孩子放到那，让他自己做，这个质量怎么提起来。年级之间有良性竞争的，（要是不讲）你们班被越甩越远怎么办。”
更让她为难的地方在于课后服务的时间也是女儿的放学时间，为了能兼顾工作和接送孩子的任务，上学期，杨悦溪只能通过与副班主任协调时间，让副班主任带第2节课，以保证能够按时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
而感到压力的不仅有老师，还有学生。
这学期开学，杨悦溪明显感觉学生整体状态也不太好。在课后服务的时间内，无论她如何去引导激发学生，学生的眼神仍然是麻木和空洞的。“说一句夸张的话，就感觉好像刚开学就已经走出了期末考试前复习的那种状态了。”
杨悦溪告诉芥末堆，讲评作业意味着变相压缩了学生写作业的时间。“大多数学生的作业其实是完不成的，回去以后还要家长辅导。有的学生因为放学晚，把很多在课外学的兴趣班就慢慢放弃了。”
“其实作为老师，我不大赞成课后服务，我觉得课后服务压榨了学生的精力和时间，也同时加重了老师的负担，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家长面临辅导孩子作业的困境。”杨悦溪说。
探讨：拓展多元课程内容，引入第三方机构
如果要一直坚持课后服务，杨悦溪还是希望能够改变价值导向，“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提升成绩的工具，我觉得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快就会被磨完了。”
这学期学校准备在课后服务第2节课全面开展书法、体育、艺术等特色课程，杨悦溪解释道，虽然特色课程一开始就启动了，但学习中间因为一些缘故并没有持续推行。
她建议，在课后服务中，学校可以请一些外来机构教学生一些专业的东西，而学校老师负责课后服务中的监管工作。
这个建议自2018年就在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得到实施。2018年，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开始实行校内课后服务，在放学后的4点半至6点期间由第三方机构课外喵提供作业辅导和体育、棋类、科技等特色课程。
课外喵创始人兼CEO卓世贤告诉芥末堆，引入第三方机构提供课后服务的并非只有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广东省是在开展校内课后服务之初就建立了第三方机构参与的机制。“课后延时服务对学校的人力物力精力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如果没有社会力量参与的话，学校一般压力负担会很重。”
芥末堆了解到，除课外喵外，中启教育、课后易、阳光智校等平台也有课后服务业务。引入第三方服务机构的课后服务，通常是由家长直接和机构签订合同，自主购买相关课程服务，费用一般不高于当地少年宫的价格。
卓世贤发现，在与课外喵建立合作的1000余所学校中，课后服务的需求并不相同，“其实就看区域，越是发达的区域，它可能对素质类课程的需求会更高；也有年级之分，高年级就会偏向作业辅导。”
事实上，多地课后服务政策中均鼓励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课后服务。
吉林长春课后服务鼓励各中小学校主要由本校教师负责课后看护，但学校也可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与高校、科研院所、俱乐部、协会等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合作，引入专业人才到校提供专业化、多样化、特色化课后服务。
深圳也鼓励学校课后服务遴选符合资质条件的社会机构以及具备指导能力的高校教师、退休教师，少年宫等第三方参与。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学校较少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课后服务，而选择让校内老师进行课后看护或作业辅导。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这主要受制于学生参与人数较少、经费保障不够、安全管理等因素，“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学校怎么去请第三方机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未来：从托管到素质培养，课后服务全覆盖
2月23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提出，各地要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在时间安排上，要与当地正常的下班时间相衔接，切实解决好家长接学生困难问题，尽量指导学生的作业在学校内完成，指导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阅读、兴趣小组以及社团活动，尽最大努力使学生愿意留在学校参加课后服务活动。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课后服务的保障机制，充分调动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
“这传递出十分重要的信息，如果落实教育部的要求，课后服务将有三方面重大转变。”熊丙奇解释，三方面重大转变包括从解决部分家长接学生的困难到吸引所有学生参加；从提供看管的基本服务到开设丰富的兴趣课拓展学生素质；从校内减负到学校教育提质增效整体减负。
而要把课后服务建设成为拓展学生素质的平台，实现课后服务全覆盖，面临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经费保障问题”。熊丙奇认为，课后服务应当免费，收费如果学生参与的人数少，就无法做到全覆盖，开展更加多元的服务。同时，在财政拨款等经费的支持下，能够调动老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提供更加高质量的课后服务内容。在经费充足的情况下，如果老师不愿意参加，还可以引入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
两会期间，农工党中央建议，应成立小学生免费托管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实施小学生免费托管。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肃南县一中副校长贺颖春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课后服务应适当收费，一方面可以给教师一些报酬和补偿，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对家长和学生的责任意识以及对教育的理解都有好处，如果是全免费家长和学生可能会对政策有过分的依赖。
在课后服务内容上，为防止校内课后服务加重学生课业负担，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到，“坚决防止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等四部门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也提到，中小学生课后服务严禁把课后服务演变为学科类集体教学、集体补课或奥数等竞赛培训；严禁增加学生作业量和加重学生课业负担。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的校内课后服务实施意见也均此规定。
但熊丙奇认为，“补课，今后可能也是允许的。”他解释，课后服务应实现整体减负，开设学科类的辅导班或兴趣类课程，由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而不应该禁止补课，避免“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情况出现。
“学校里面开好课后服务，在课后服务期间辅导学生作业或者拓展学生的素养，虽然（学生）在校的时间增长，但相对于学生放学之后被家长送去课后辅导班而言，实际上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和家庭的这种（教育）经济支出。”熊丙奇说。
对于课后服务的关注仍在持续，未来如何兼顾老师、学生、家长各方利益，提供给学生更加丰富的课后服务内容、更加多元的课后服务形式、破解课后“三点半”的服务难题，仍需各地不断探索实践。
*（应受访者要求，文章中何蕊、刘新歌、杨悦溪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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