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人大战, 渐渐落幕了

文 / 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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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这几天，一年一度的“秋招”，在各大城市抢滩登陆，大学里最忙碌的可能就是打印店，一张张简历，油墨未干就被送到公司的面试屋。

但一个做HR的朋友跟我讲，今年很奇怪，投简历的大学生不如往年多，大部分想去体制内抱“铁饭碗”。

的确，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近8成的大学生选择“体制内”。

而且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高达202万，与去年同比增长了51.4万人，涨幅近34%。基本创造了历史新高。

看到这些数据，我其实比较担心。

因为年轻人都去了体制内，民营企业创造力可能减弱，整体经济反而是倒退的。

毕竟民营经济，才是富民之源，每年创造60%以上的GDP，提供社会80%以上的就业岗位。

我记得上一次民营就业潮，还是以阿里、腾讯、百度、美团这批互联网企业崛起的年代。

那时候资本活跃，中关村创业大街人满为患，3W咖啡店里，创业者用圆珠笔在餐纸上勾勒着宏伟蓝图。大学生在毕业之前，就在想象自己到底该去哪座大城市挥洒热血。

而现在，都变了。

前段时间爆出一则新闻，武汉东湖高新区，24个博士硕士竞聘社区干事，6人只为抢一一个基层席位。人们说这些大学生真是不争气，书白念了。

要我说，可能是外面“天气”太冷了。

去年疫情后，连最赚钱的互联网大厂，都在纷纷找员工谈话。好不容易今年上半年缓过劲，经济恢复，增长稳定，却又开始“双减”政策。

新东方关店，甚至拍卖桌椅板凳；房企暴雷，中介门店关闭；互联网缩减规模，金融整顿。

赚钱的行业都充斥着“内卷”的硝烟。刚从象牙塔出来的年轻人们怕了，都选择“躺”入体制内避险。

其实不止是行业，甚至是城市，今年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从过去的抢人大战到现在的筑高壁垒，从专科生上升至本科生的严格筛选，表面上在流动，暗地里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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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我记得最早的“抢人大战”，是从2018年爆发的。

那时候武汉、深圳、杭州、西安、南京、苏州、成都……基本除了北京上海以外，凡是有头有脸的城市，都在拼命抢人。

因为大家坚信，二十一世纪最稀缺的就是人才，他们是一座城市航行的石油。

最夸张的是西安，游客直接被从火车站拉到派出所的户籍科。

结果西安户籍新政一年落户64.5万人，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傲居全国，这也为接下来几年的楼市行情埋下了伏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基本很少听到“抢人大战”这个词眼了，反而很多城市开始收紧人口落户。

比如10月9日，杭州出台了新落户政策，宣告之前大专缴纳一个月社保就可以落户、硕士研究生可以无需社保直接落户的政策成为历史。

8月2日，广州市黄埔区突然发布《通知》，人才购房新政画上了句号。半个月后，南沙区也发布通知，收紧人才购房政策并提出非本地户籍需提供1年个税或社保缴纳证明。

8月，西安市也收紧了人才购房通道。收紧了离婚家庭、新落户人群及E类人才在限购区域的购房政策。

5月25日，深圳市发布，落户门槛从大专变成了本科，而且本科生必须要在35周岁之前。

“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也随之被埋进历史的尘沙。

几年前，这些城市还在拼命抢人，而现在，却在纷纷筑高壁垒赶人，到底为什么？

有人说，这很简单啊，就是为了响应“房住不炒”，毕竟落户限制住了，人进不来，房价就不用那么涨了。

其实这很难说通，城市完全可以通过社保限购政策，控制楼市的进量，比如新落户人口，拥有2年工作经历才可以买房，而不是把学历从大专上调至本科。

要我说，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城市与年轻人的互选，这场漫长的征途从未停止过。

3

信号

你会看到，在大大小小的规划文件中，所有城市在常住人口数量上始终是有规模目标的。

以2035年为限，比如四大一线城市，上海的目标是2500万人，北京是2300万，广州2000万，深圳1900万人口。

现在整体余额剩下了400多万，这其中深圳人口已经达到1756.01万，距离1900万一步之遥，这就是深圳提出户口门槛升级的一大原因。

之所以设置红线，是因为“城市病理论”。

很久很久以前，城市专家们就从根部认为，当一座城市的人口超出了一座城市的承载量，就会爆发“城市病”，随之而来的就是城市拥堵，资源稀缺，居民生活局促，甚至出现贫民窟。

为此各地方严格遵守，想尽方法遏制人口的流动性，比如上海在2014年以拆违建的名义，拆了大量的群租房，北京后来把大红门、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等也相应拆去，导致人口大量流出。

不过这个理论，受到了上海交大教授陆铭的质疑，他在《大国大城》一书中写道：

“特大城市的形成是经济的必然规律，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人口自由流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进程证明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会自然趋向于更快发展，我们要尊重而不是遏制。”

我之前也提出过，“人口在于疏而不在于堵，人口聚集才会增加城市的经济运行效率。”

比如深圳，人口流入量非常庞大，这是因为广州、广西、江西、湖北、湖南的年轻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赚钱的工作，是经济吸引了人口，而人口的流入，又增加了整体经济效率。

无论高学历人才还是技能工作者或者是基础服务人员，都可以为城市带来价值。

比如外卖快递从业者增多，就会让商品流动效率更快，写字楼白领更容易吃到饭，他们就能高效工作创造经济价值，政府就有钱投资基建，让更多的人进来。

很多人说深圳人口太多了装不下，但可以装在周边的城市，比如东莞、惠州、珠海、中山等等，在惠州和深圳之间开发一条地铁，惠州大亚湾甚至可以把全深圳人装进去。

大城市对人口不做限制，而是通过市场自然选择，人口自然流向城市周边，这样才会促使整个城市群的联动和繁荣。

4

逆流

今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印发《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实行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城市落户政策要对租购房者同等对待，允许租房常住人口在公共户口落户。”

这意味全国部分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零门槛落户”成为标配。

那时候，还有很多人猜想北上广深、成渝宁杭武汉长沙等20多个重要城市，会不会也逐步放开落户门槛。

然而事实上，头部这些城市继续收紧。

比如北京这种长期限制人口的城市，总想着如何能找到更优质的资源，开始逐步对海归，985和211高材生放开落户政策。

而对基础劳动人口的忽略，也让京津冀城市群持续疲软。

深圳、杭州、广州、西安等城市，这些年吃得太饱了，在达到人口红线之前，也学着北上开始限制人口，落户门槛从大专上升至本科，美其名曰“人口结构优化”。

最后在城市化进程的最后，城市在老百姓的认知里，或许只有两类，“前二十”和“其他”。

如果考虑到“共同富裕”，这应该是一股危险的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