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芳都出生在82年前后，还是一个村的人，我家在八组，他家在五组；我头年的十月出生，他次年的二月出生，从小就是很要好的朋友。更关键的是，我们的名字都一样，只是我姓钟，他姓贾而已。
阿芳虽然名字里有个芳字，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孩。因为那年代计划生育很严，农村如果头胎生了儿子，二胎也比较难生，于是他父母都希望生个女儿，却还是生了个带把的，于是便在名字上动了点心思，后来，我们两家都成了独生子女家庭。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俩就一起上学，后来初中到 都是一起，印象中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吵过架，也是乡亲们眼里难得的好伙伴。
那年代，阿芳家里不大富裕，就像冬天上学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自己提个火篮，书包里用个塑料袋子装几块木炭带到学校去。
阿芳从来就没有带过木炭，就是早上出发的时候，从灶膛里铲点硬木柴的火灰放在火盆里，于是每到第二节课就没什么火气了。
而我家父亲那时候混得比较好，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思想也很重，木炭从来不会少。于是，我也会偷偷捡几块木炭丢给他。
我们的成绩一直都不相上下，反正就是此起彼伏的那种，这一次你胜出，下一次我就要扳回一城，也算是一种相互的激励。
因为关系那么好，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就悄悄商量好，将来一定要一起上 ，然后一起上大学。
如果一切都如我们所愿，我们的生活轨迹或许真的就会那样发展下去。
中考的时候，我们俩不出意料地考上了县一中，因为成绩只相差一分，甚至还分在同一个班级。那一年，我是班长，他是学习委员。
直到高二之前，我们的生活几乎可以用“两耳不闻窗外事”来形容。那时候，阿芳的父母已经在广东打工了，尽管也是卖苦力，但阿芳的生活水平已经和我们没有区别了。
2000年高考前半个月左右，我家出事了，家里的房子塌了，父母都被堆在下面。因为父亲也是独生子，还是在广东打工的舅舅回来处理的后事。
虽然所有乡亲们都安慰我，给我最大的帮助，希望我能顺利高考考上大学，阿芳更是一直陪在我身边。
但不管怎么样，18岁的我还是无法从那么巨大的打击里走出来，心理包袱太重，高考的时候完全发挥不出应有的水平，就连我最拿手的语文，也只考了80分，作文几乎是零分。
现在想来，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命中注定的。读书的孩子，或许能够忍受生活上的窘迫，但有几个能承受住家破人亡的打击？
只有在以旁观者身份看到别人的不幸时，我们才可以那么细心、那么善解人意地劝慰人家要振作。但真正发生在自己头上的时候，才会发现那个坎，没有几个人能顺利迈过去。
我毫无意外地落榜，阿芳意料之中考上了重点大学。
高考一完，我就背着一个袋子跟着舅舅去广东打工了。虽然舅舅反复劝我复读一年，但那时候的我，心里都是灰色的，完全没有任何的进取心，只希望能够混口饭吃就行了。
舅舅那时候在一家公司打工，也算是读了几句书的人，在生产线当了个小班长，好歹也比普通员工强一点。于是， 毕业的我就进了舅舅的公司。
阿芳上大学后，给我写了很多的信，一直在劝我要振作，还说今年可以打个工赚点钱，明年再去复读也不迟。
但我还是提不起兴趣来，每个月领了工资，偶尔会给阿芳寄点零花钱，剩下的几乎不用动，反正我也不去外面玩。
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然后在自己的本子上写写画画，但从来不会给别人看，因为那里面是我心中全部的秘密。
在工厂干了两年，到第三年的时候，阿芳就不再给我写信了，我也几乎不回家，反正家里已经没有人，回去不回去都一样。甚至回去看到那个空荡荡的地坪，除了满眼的杂草惹我伤心之外，还有什么值得看的？
就那样，我和阿芳就那么失去了联系，只知道他后来本科毕业又读了硕士，然后是博士，成了传说中的成功人士。
而我在工厂混了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公司的香港老总来现场视察，那时候我还在流水线上干活，公司的管理也算人性化，一本介绍计算机的书就放在旁边。
老总走到我身边，指着那本说问是谁的，我也毫不隐瞒地说自己的。那年代，打工族里很还少有人玩电脑，老总似乎饶有兴致地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就走了。
第二天，我就被调到了技术开发部。我心里其实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事落到自己头上。后来还是舅舅告诉我，是老总特意去人事部走了一圈，认为你有点能力才做出的决定。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打工的人，本事虽然是一个基础，但命运才是更重要的。就像我一样，如果没有这次意外的幸运，大概率就是泯然众人而已。
老板随意的一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到了技术开发部之后，我一个啥都不懂的小白，一切都得向别人学。
我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为了能站住脚，至少不被别人骂是扶不上墙的稀泥吧，开始拼命地自学起计算机来，后来还报了职大的夜校。
人都是这样的，有了目标才有奋斗的动力，我的辛苦也没有白费，虽然只是 文化，但扎实的文化基础摆在那里，学习起来基本没有遇到太大的难度，很快就拿到了大专文凭。
一直以来，我的自我评价就是我并不笨，有了老总给我的机遇，除了最开始两年为了自学确实出了点汗之外，之后的工作过程基本没有太大的难度。
这些年来，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人脉的拓展，在公司里也有了一定的地位，职位和工资的提升，我的人生也彻底和 毕业时的失败远离了。
到现在，我已经是公司的开发总监，等到自己勉强算是成功的时候，再回首年少时的轻狂，很多年前的那份波折，到底是不幸还是什么呢？
因为工作的需要，经常需要出差，前几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几乎没有出去过，今年肯定不能再继续那样了。可护照却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刚好舅舅退休回家一年多了，我也应该回去看看，顺带办一下护照。
退休在家的老舅日子过得很滋润，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几乎不怎么回老家。
毕竟，结婚生子这些大事，我都是在广东完成的，老家除了那个名义上的宅基地和几分田土之外，我还有什么？
在老舅家吃了饭，我就开车去了县里的出入境管理处。
我到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左右，一进门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劲，按常理应该是人声鼎沸的时候，大厅里却静悄悄的。
幸好我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一进门就发现有点不对劲，面对我的是一个戴着口罩的白衬衣男子在讲话，旁边如众星拱月般围着一群人。
我马上就知道，这是来了领导，看样子还不是一般的领导，便退出来等一下再进去，
那个讲话的人应该也看到了我，嘴里还想还稍微停顿了一下，看着我转身出了门。
我在门外没有等太久，大概也就十几分钟的事情，里面陆续有人出来，我就开始向里走了，但那个穿白衬衣的一直没有出现。
我很顺利地第一个到了窗口，出示了证件之后，一切都很顺利，拍了照片交了邮寄费既可以离开了。
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更主要的是人们的服务态度出奇地好，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窗口服务。
一切都完了，前后也就半个小时，等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个白衬衣又出现了，老远就朝我扬手。因为没有戴口罩了，我一眼就看出来，他就是很多年不见的阿芳。
我们随意选了一家茶馆聊了一阵。原来，阿芳已经是县里的常委县长，今天来这里慰问基层，讲话的时候看到了我，也一眼认出了我，于是慰问完后就吩咐随同来的人先走，自己专门等在这里找我说说话。
20年不见，昔日的伙伴身上已经没了丝毫的青涩，我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经历，阿芳虽然也为我的成功而高兴，但还是对我当年不听他的劝告复读耿耿于怀。
但时至今日，还能说什么好呢？
我们并没有聊太久，毕竟身份悬殊，我也不能占用他太多时间。临走前，阿芳留给我一张空白的名片，还说今后一定要多联系，用他的话来说，有机会就要报效一下家乡。
只是我一个打工者何德何能？我知道，我们的关系，是永远回不到从前那样的水平的。
20年物是人非，他还能认出我，还能和我坐下来喝杯茶，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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