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7月，我从我们市里的中专毕业了，不得不说70一代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神奇，比我们先一届的学长都是包分配的，到了我们这一届就得自谋生路了。
或许是学校也顾忌，让这么大一群学生娃自己去找工作有点麻烦，毕竟大家都没有经验，学校便安排老师提前去深圳联系了几家工厂，等我们拿到毕业证开完毕业晚会后，第二天就集体出发南下深圳。
我们班62个男女同学，家里有门路的当然早就安排好了，用不着出远门去吃亏，最后跟着老师南下的一起有47个，而且还是女孩子居多。
我们学的“专业”很杂，几乎是学校想到什么就教什么。那时候计算机根本还没有普及，我们却也装模作样地上过几堂课，至少懂得开电脑，也知道动几下鼠标点几下。
我算是悟性比较高的，甚至还能用键盘慢慢打几个字出来，算是同学们眼里的“高科技人才”。
说来很惭愧，19岁的我，那时候还没有去过省城长沙，走得最远的就是本市，那还是因为我家有个堂伯父在市里的航运公司，从小就是经常来往的。
坐了半天一晚的火车，我们终于到了广州，一下车就热得直喘气。尽管在湖南也是夏天，但广东的热可真不一般，太阳底下至少40度的高温。
老师又不让我们光膀子，只好让湿漉漉的的确良衬衣贴在身上，感觉很不舒服，几个女孩子就更尴尬了。
幸好很快就上了汽车，虽然还是没有空调的那种，打开窗口倒是有很大风，没走多远就不觉得热了。
大巴车很顺利到了深圳的沙井，带队的老师来过两次，也算是熟门熟路，带着我们直接步行了十几分钟，最后来到一家工厂前，厂门口一块巨大的牌子写着“金声音响”。
老师在门口的小店打了个电话，很快就从里面出来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子，自称阿芳，是工厂负责招工的主管，有个时髦的称号叫“HR”。
我们一行将近五十人，阿芳拿出一大叠表格让我们填好，主要就是个人的信息，最后一栏四个选填项，可以写一些自我特长的介绍。
我第一个填好了表，看着同学们都还没完，就随手在后面写了句“懂计算机操作”，然后就在旁边给几个女同学指点一下，告诉她们该怎么写，写完的就顺手收到我手上。
这期间，阿芳偶尔会打量一下我，但没有说什么话，也只是随口和我们的带队老师说着什么。
在门口大概呆了半个小时，最后又发了一叠试卷，说你们虽然都是刚从中专出来的学生，但也得看看真实水平。
试卷也就默写英文字母，后面还有几道电流电压的算术题，最后是几个计算题。
我基本都是一挥而就地完成，又是第一个交了卷，阿芳看了看我的试卷，竟然又吩咐我帮着收其他同学的卷子。
等大家都做完交上去，阿芳没几分钟就看完了卷，说得很不客气，说你们有一小半人做得不是很好，只是你们这么远来了，也和你们学校有过约定，今天就还是全部收下来，试用一段时间，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得走人。
进厂后又是安排宿舍，还得等通知分配到哪个部门。几乎没有一个人在意将来会做什么，更多都是在关注自己的吃住。
有几个女孩子因为单独分在别人的宿舍，还在眼泪婆娑的。也有几个嘴馋的人，直接就去打听食堂在哪里去了，说是到吃饭的时候不会迷路。
工厂的规模中等，据说有五百多号人，主要就是做音箱，晚上就会拿到自己的工牌，上面写着明天要上班的部门。
一切都准备完毕，老师就要走了，说自己会在深圳待一个星期才回去，这几天如果有哪个同学不适应或者不愿意留下来的，到时候就可以和他一起回家。
我看了下自己的厂牌，上面写着QC，部门则写着品保。问了一下其他人，有的去了木工车间，也就是做音箱的外壳，有的去了喷漆，有的在组装，还有几个女孩子则去了分频器。
就这样，我们正式开始了打工生涯。那时候还真没有人觉得心慌，毕竟四十多个同学在一家工厂呢。除了我孤军奋斗之外，其它每个部门都有好几个人，组装线上甚至有24个人，据说可以开起一条新的生产线。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阿芳带着到了品管部。很奇怪的是，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待遇。阿芳应该也看出了我的纳闷，便说你这是我们公司的管理岗，所以才带你去认识一下部门的主管。
品管的主管竟然还是个年轻姑娘，顶多也就二十出头不到三十，和阿芳应该也很熟，两人热络地八卦了几句。阿芳就把我交给了她，还说你一直向老板要人，现在给你送过来了。
主管叫阿平，还特意在身旁的一块白板上写了个平字，告诉我别写成“萍”。
我呵呵笑了几句，阿平又叫来一个姑娘，我看了一眼她胸口的工牌，竟然是品管的班长，名字里有个艳字，便很恭敬地叫了一声阿艳。
看得出来，阿芳和阿艳虽然是上下级，但关系很密切，听到我主动打招呼，两人相视一笑。阿艳的性格更张扬一些，笑得前仰后翻的，好不容易等她笑完，就听得她对阿芳说，这小伙子眼色不错，是个好帮手。
然后就是阿艳带着我在车间里到处转，说是熟悉一下全厂的生产流程。一路上看到好几个同学，有两个女孩子又是泪眼婆娑，可能是被领导骂了，看到我时眼里露出一副救助的眼神，我却装作没看见，因为我自己也想不起说什么好。
阿艳最后带着我回到一个小单间里，里面有七八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男的，年纪应该在40上下，其她几个姑娘倒都是年轻人。
房间里摆着几张桌子，上面有几个万用表，也有两台方形的机子，阿艳告诉我那就是我们测试的仪器，她们都叫“电桥”，然后又告诉我怎么开机怎么测试。
最后，阿艳分给我一个座位，这也是我打工生涯的第一张办公桌，心里还是挺满足的，刚上班就有属于自己的桌子了。然后就抱来一大堆文件夹放在我面前，让我花两三天时间全部读一遍，这几天里主要任务就是记住里面的内容。
我拿起最上面一个文件夹，薄薄的三四页A4纸，上面写着《作业指导书》的标题，然后就是一些流程和标准，注意事项等等。
连续三天里，我几乎都是坐在那里读文件，似乎又回到了学校上课的情景。只是偶尔会有人交代我做点其他事，有时是阿艳，有时是其他几个女孩子，唯有那个大叔似乎从来不和别人说话。
第四天开始，我就得正常上班了。幸好我的记心还真不错，十几个文件夹里的东西基本都记在脑子里，自己认为重要的数据还专门摘录在一个小本子上。
我的工作也很简单，送来的样品用万用表和电桥测一下，记录好阻抗和电流等几个数据就行了，对照文件上的参数判断合格还是不合格。其他时候就得不定时去生产线上抽检，随机抽查线上的产品。
打工的日子过得很快，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很多年后，我一直都在为自己当年的“幸运”而窃喜。
因为一个星期后，带队老师再次来到我们厂，在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几乎有一大半人热泪盈眶，跟着他离开的人就刚好是出来时的一半。上了一个星期每天十二个小时的班，吃了一个星期的米饭，他们就那么打道回府了。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又陆续有同学离开，不过他们大多都不是直接回家的，一般都是去投奔老乡熟人去了。
到第一个月发工资时，留在金声厂的人只有9个了，除了我之外其它都是女孩子，我也领到了平生的第一份工资，五百块。
而我的工作算是顺风顺水，那么简单的操作，记录几个数据而已。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所事事的，干脆就去生产线“观摩”。
一开始还有人提防我，因为我是品管的身份，生产线上的人总以为我是来挑刺的。
渐渐发现，我主要还是向他们学习，某些时候有人上厕所离开了岗位，我还尝试去顶一下岗，等他回来又请教他自己做得对不对。慢慢地，我在金声厂的人缘就很不错了。
熟悉之后，我也就知道，整个品管部的文化水平都不高，除了主管阿平据说也是老 生外，其他人包括班长阿艳都是初中文化，阿芳一直在和老板吵着要找个有点文化的助手。
很久后才听阿芳说，我之所以被分去品管部，既有文化水平的因素，但一行人几十号人里，为什么单单相中我呢？
主要就是我的那句“懂计算机操作”的自我介绍，以及帮着收发试卷，告诉同学们填表等等。阿芳看在眼里，认为我就是一个可造之材，这才让我一开始就没有吃到苦。
金声厂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在沙井一带还颇有点名气。待遇也算不错，一个月下来，生产线的员工就可以拿到六百来块钱，每个月的一号放假，每天十二个小时两班倒。这些情况在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可在那时候却显得那么祥和。
老板是个台湾人，高高大大的个字，说着蹩脚的普通话，却最喜欢骂人。每天早上会在车间外的坪里开全员早会，老板几乎每天都会骂人，骂的就是那些高管，也就是阿平那几个人。在我的印象里，貌似只有阿平没有被骂过，甚至老板还似乎有点害怕阿平一样。
后来才知道，看上去和蔼可亲的阿平是老板的情人，所以才被安排在这个关键岗位上。在厂里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其它生产部门的主主管见到她都有点害怕。
但阿平并不是一个花瓶，相反倒显得很有点魄力，初出茅庐的我，最开始知道阿平的身份后很有点鄙视的心理，但慢慢才发现，这个女孩还真有点本事。
按照阿平的设计，品管部很快就添置了两台电脑，在此之前，全厂只有老板有一台电脑，宝贝得不得了。
阿平自己用一台，另外一台放在大办公室里，主要就是我在操作。主要任务就是帮着把那些作业指导书打成文字做成电子版，还要把抽样和检测的数据都得录进去做成表格。
这个安排一开始受到所有女孩子、包括阿艳在内的反对，因为等于是一件事做两遍。在我的苦口婆心劝告下，阿艳才开始慢慢“帮着我”录点数据，只不过打字的速度实在太慢，花了不少心血手把手才算教出来。
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和阿艳的关系就有点亲密了，也是这时候才知道阿平和老板的关系，而阿艳则是阿平的表妹，难怪第一天就看到她在阿平面前那么放肆。
在所有人眼里，有情人的老板多半不是什么好人。但金声厂的老板却让人刮目相看，公司的发展平稳而有序，我甚至在客户名里看到过当时国内有名的厂家。
等我把品管的文件数据全部做好了，女孩子们虽然抵触，但也不得不按照公司的设计接受，我却被阿芳“踢出了”品管。
阿平说，老板让我去当助手，还让我离开前找个合适的顶替者。这一回我毫不犹豫就介绍了自己的一个女同学，这也算是我在金声厂一年来的第一次“徇私舞弊”。
成了老板的助理后我才知道，原来在广东打工，基层员工的收入只有高管们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像阿芳她们几个主管，96年的时候每个月就能拿到将近5千块，而我以前每个月也就八九百，还是所谓的“管理岗”，生产线上的员工不但更累，工资也就六七百而已。
我虽然是老板的助理，但还算不上真正的高管，工资只有阿芳她们的一半上下，不过也足以让我震撼和满足了。那年代在我们老家，即使是那些有门路进了好单位的同学，每个月也就是三四百块，我一个月就几乎顶得上他们半年了。
金声厂是我的发迹之地，我曾在心里发誓，只要工厂存在一天我就不会主动离开。在那里，我和阿艳从相识到相爱，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结婚了，这应该是我来深圳后最大的收获。
2010年不知道什么原因，老板突然宣布自己要退隐江湖回台湾养老去，公司的一切全部交给了阿平。
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元老，也是可以信赖的人，我马上就被阿平委任为厂长，几乎打理着所有的生产。
但阿平当品管主管时显得很有天赋，真的全面管理一家工厂就显得有利左支右绌了。金声厂就那么慢慢没落起来。
再后来，技术飞速迭代进化，金声厂也走到了尽头，在2015年最终歇业，也结束了三十年的厂史。
而我们夫妻也凭着这些年的积蓄，自己开了个小公司，算是波澜不惊地生活着，虽然平凡，但自认为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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