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斌
作为一个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完全割断同哲学界的联系。1929年他返回剑桥，重操哲学旧业，此时那本《逻辑哲学论》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人也已经把他看作是分析哲学最活跃的代表人物。但这位哲学家最初却登记为一名研究生。次年，他受聘为剑桥大学研究员，后来接任了摩尔的哲学讲座教授。以一个外国人在英国的学术首府担任这个职务，可以说是殊荣，但维特根斯坦却引以为苦，经常劝他的学生不要在大学教书，尤其不能教哲学。维特根斯坦认为，“贪图功名是思想的死亡”。他厌恶功名，有意地过着不显眼的生活，阻挡一切使他成为名人或者出头露面的企图。他平日绝少与人交往，凡是大学社交生活和哲学界各种活动都绝迹不参加。
在剑桥大学，他开设了关于语言、逻辑、数学问题的研讨班。上课时，维特根斯坦坐在房间当中的一把普通木椅上，听课的人自带椅子或者坐在地板上。他的讲课没有准备也没有笔记，每一课都是新的创造性的哲学工作，都是当场的、即兴的、紧张的哲学思考，他强烈地激励自己，全身心都处在紧张之中。这些“讲课”其实是一种聚会，主要是维特根斯坦与学生们自由地交谈，他向学生们提出问题，并且对他们的回答发表意见。但是，有时候他正力图说出他自己的一个思想时，他会用一种断然的手势来禁止任何提问或议论。聚会上经常出现持续一段时间的沉默，这时只有维特根斯坦偶尔的嘟喃声和其他人的屏息无声的注视。在这种沉默中，维特根斯坦极其紧张和活跃，他凝神专注，神采焕发，手势醒目，表情坚定。他的听众们知道，这是一种极其严肃、贯注和有力量的精神活动的表现。
有一个学期他开了一门叫“数学基础”的课，前来听课的学生中，就有后来发明图灵机的阿兰·图灵。
维特根斯坦总是被他的讲课弄得筋疲力尽。他常常在讲课结束后立即离开，跑到电影院去。路上，他买一只圆面包或一块冷猪肉馅饼，一边咀嚼着一边看电影。他总是坚持坐到最前面一排，这样银幕就占据了他的整个视野，他的精神就能离开那些讲课的思想和他激动的情绪。不管影片多么庸俗和做作，他都希望完全被吸引到影片上去，使他的精神能从折磨他和耗尽他的精力的哲学思想中得到暂时的解脱。
他还爱看通俗侦探小说。他的美国朋友时常给他寄一些侦探杂志。维特根斯坦在一封回信中说：“从你那里得到侦探杂志是一件美妙的事。现在这种杂志奇缺，我的精神都觉得饿扁了。它们是丰富的精神维他命和卡路里。”“当我打开一本你寄来的杂志时，就像走出一间闷热的房间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一样。”
这多少可以说明，哲学思考的紧张性、严肃性、急迫性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达到了多么强烈的程度。他本来想把哲学作为一种从现实生活中逃遁出来的避难所，却又成了哲学思考本身的受难者。毛姆曾讲过这样的话：“喜欢听故事和喜欢看跳舞和摹拟表演……同样是人性的自然倾向。从侦探小说的流行可以看出这种爱好至今不衰，连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也看它们，当然并不当回事，可是的确看它们。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们唯一放在眼里的那些心理的、教育的、精神分析的小说不能满足他们的这种特殊需要吗！”
毛姆说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大概就是暗指维特根斯坦。
（作者武斌：著名文史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原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