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以数年修志之实践，四年教学之积累，敢为方志理论增容”的《中国方志学概论》（以下简称“99本”）是贵州大学杨军昌教授的一大成果，于出版次年被收录到由著名方志学学者邵长兴先生选编的《1999年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之中，并于2002年被评为贵州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21年6月，军昌教授开启“99本”修订工程，并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了全部修订计划。2022年8月，杨军昌教授撰著的《中国方志学概论》（修订本）（以下简称“修订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近年来方志学理论研究的一大力作，其体系之完备、资料之翔实与论证之严谨实属罕见，且继承与创新并见，实乃一部既可用作高校教材又可服务于方志工作的厚重之作，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与重要现实意义。
修订，简言之即是作者对文章、著作的修改订正。修订之目的即在保持原书风格基础上使其与现阶段学术前沿缩小差距，实现其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之提升，能更好地经世致用。客观地说，“99本”面世后因其质量而在学界、实务界产生一定影响，而与“99本”相比，“修订本”可用“与时同向添新容，体系质量臻于前”来概括。这里仅将陈祖武先生为“修订本”所赐序中的评价恭录于此，以见其端：“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方志学概论》（修订本）较之二十余年前的原著，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了长足的推进。其一，研究框架更加完备，在方志学学科体系内容上更具有积极的建构意义和创新价值；其二，突出了重要文献的纳入，不仅在论述中增添了方志名家的理论阐释，而且尽可能地将当代国家有关地方志工作的政策、法规引入相关章节论述，使文本内容具有正确的方向定位和鲜明的时代感；其三，与时俱进地对相关体裁、内容进行增删与调整，增强了理论性，凸显了实践参考价值。总之，‘修订本’体现了作者对方志学建设及方志编纂工作的高度责任和满怀热情，是一部既可用作高校教材又可服务于方志工作的厚重力作。”
杨军昌教授本科专业为历史学，为从事方志编纂与方志学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学科基础，是贵州第一轮新方志编修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年轻有为人才，可谓“元老级”人物之一，担任过县志副主编、总编辑。
20世纪90年代初，“盛世修志”如火如荼，基于修志人才短缺之实际，开设方志学专业或方志学课程便被一些高校提上了日程，军昌教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贵州大学考察选中并于1996年6月调入贵州大学从事方志学教学科研工作的。针对此情况，《贵州省志》原副总纂、著名文化老人陈福桐先生就曾评价道：“贵州大学历史系开设方志学课程，这也是贵州的一件新鲜事。……军昌能得到贵州大学垂青，安排对历史系学生讲方志学课，这是为贵州修志继往开来的一项极有意义的举措”。
方志学课程是集理论教学与实务能力培养于一体的基础性课程，军昌教授发挥其较长时间从事方志编纂工作之经验优势，结合实务工作而灵活有效地施教，即摒弃了“据书讲书、听课笔记”的传统教学模式，而是自始至终坚持“教学相长凝旨向，服务实践求于实”的多路径复合模式，该模式大体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课堂教学环节，教师讲解基础理论知识，使学生明方志概念别称，清方志源流历史，识方志体例体裁，知方志编纂原则方法等等，学生在此环节获得相应的理论知识；二是读志交流评论环节，即学生课余读志并撰写心得，课时交流评析。该环节发挥着巩固理论、强化认知并与编纂实务、学术研究相衔接的“桥梁”作用。而其中学生撰写的读志心得，如“方志资料应统归国家所有”“地方志书应编制索引”“在方志事业管理上要坚持管理信息化和国家化”等见解引起了军昌教授的高度重视，并推进了军昌教授的方志学理论研究及编纂实务工作；三是修志实践环节，即教师推荐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家乡志书编纂实践，或指导学生进行专题用志活动，巩固理论知识，强化实务能力。该环节重在因势利导、个别指导，并有可能在课程结束后继续开展推进。从中可见，军昌教授的方志学教学“复合模式”是融知识传授、理论提升、实践培养和技能增强为一体的“组合拳”式教学。这一教学模式的运行，不仅有利于培养修志用志青年人才队伍，实现教学目的，而且深化推进了方志研究工作，对于修订补益“99本”既提供了不少可用素材，又促进了对方志编纂实务之理性反思。“修订本”在增益后，其体系更加完备系统、资料更加翔实厚重、内容更加丰富优化、观点更加凝练创新，具体表现在：
其一，框架体系更加完备系统。虽然“修订本”与“99本”均为13章，但两相比较却可明显发现“修订本”之框架体系更加完备。其中将“99本”第一章第一节“方志定义与本质特征”改为“方志的性质与特征”，将第二章第一节“方志别称与种类”提入了第一章，将第二章“方志概说”章名更改为“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并在第一、第二节上作了相应调整，将第三章第二节“新志体裁”之名改为“新志的体例与体裁”等，使全书体系更加严谨科学，这是通过教学实践积累而出的优化完善之举。
其二，内容材料更加充实优化。与“99本”相比，“修订本”的篇幅增加了15万字左右。阅读可知，其篇幅之增加并非毫无意义的老生常谈与腾空出奇的高论空谈，而是作者基于理论前沿及事业发展而引发出的独立思考。理论与实践两相印证，其分析深度与阐述力度使“修订本”有所增益、补益。其中，“清代以前的方志论说”“索引的编制”“方志评论的功能”“资料与成果管理”等节、目内容的增加；在方志性质、方志起源、方志功用和方志学学科体系等方面的充分讨论；在方志体裁编写，乡镇志、村志、专志编纂等实务内容方面的针对性修改，以及对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地方志与两个文明建设、续修志书要从“人治”走向“法制”等内容的重拟与删减，使“修订本”更加彰显出与时俱进之特征及“经世致用”之精神，而此又大多是在吸收课堂教学中学生读志、评志及用志过程中所提建议而不断优化完善的。此外，“修订本”各章下均置有“无题引言”以领属全章，也是基于学生建议之结果。
其三，思想理论更加与时俱进，引入大量国家有关地方志工作的相关性政策法规内容充实文本。地方志有“政书”“辅治之书”或“官书”之誉，自古以来均具有显著的“官修性”特征。“修订本”在此方面具体表现为，一是在特立的“附录”中载录了7条自2006年《地方志工作条例》至2020年《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等国家层面的当代地方志工作法规性文件及相关法规；二是将上述法规及法规性文件精神尽可能融入到“方志编纂基础”“志书各种体裁编写”“方志续修”“地方志与地方评鉴”以及“方志事业管理”等章中，一方面使书稿内容与国家现行的地方志工作相关政策相一致，确保书稿的理论及方向正确，另一方面，可使读者从中感受到国家对修志这一传统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体会方志编修工作在我国赓续不断且今日更加盛况空前的因由所在。当然这方面与实务界、学术界对国家层面地方志法规性文件学习及利用的诉求有关，同时也蕴含了作者在教学相长中有意培养学生方志情怀与国家意识相结合的“一番苦心”。
（作者系贵州大学民族文化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文/徐则平
视觉/赵珊珊
编辑/舒畅
二审/姚曼
三审/黄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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