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席酉民去看望恩师、西安交通大学原副校长汪应洛。席酉民是汪应洛培养的中国大陆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现为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汪应洛当时说话已力气不足，席酉民担心他的身体，没有久留，没想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2023年7月11日，93岁的汪应洛去世。
汪应洛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系统管理学科奠基者，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科评审组组长。与他共事50多年的西安交大管理学院教授李怀祖认为，管理学界能人云集，之所以公推远处西北的汪应洛牵头，是因为他能团结人，不搞小圈子，而且他有战略眼光，因此当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和教育部、科技部的有关领导都很器重他。
作为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专家组专家，汪应洛曾参加三峡工程的立项论证和国务院委托中国工程院所做的阶段性评估。他曾感叹：“由此教学相长，又经过一些重大工程决策的磨砺，我们尝到了甜头，也进一步坚信了科学管理是技术活，有些艺术之境的意味，但也蕴含着深沉的治国之道。”
图/ 《汪应洛传》
为管理学科布局
1978年7月，钱学森、许国志和王寿云联名在《文汇报》整版发表了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提出中国应该恢复管理学科。
年底，时任西安交大科研处副处长汪应洛和自动化系教授胡保生联合西安交大、清华大学、大连工学院、天津大学、华中工学院的自动控制学科知名教授，在西安交大行政楼312会议室召开了一场座谈会，讨论钱学森等人的倡议。这次座谈会拉开了国内恢复管理教育的帷幕。
汪应洛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新中国第一位管理学研究生，1958年随交通大学从上海迁至西安。此后20年，国外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飞速发展，国内的管理学科受院系调整和政治运动影响则不复存在，处于“公众不认识、社会不承认、政府不支持”的境地。汪应洛希望抓住改革开放的机会恢复管理教育，但当时不仅人财物俱缺，校内舆论也认为管理教育学术水平不高。
汪应洛出身于机械系，因此决定先从系统工程开始，在机械工业部所属企业推广。当时的机械部副部长陶亨咸是交大校友，很支持他的想法。他还在北京举办了全国首届系统工程研讨会，在广州举办全国首届系统工程研讨班，特邀美国专家授课，为系统工程培养了一批骨干。
当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只设立了自动化学科组，汪应洛牵头，联合在全国率先搞系统工程研究的五所大学，建议从自动化学科组中分出系统工程学科组，同时积极与交大老学长钱学森沟通，争取他的支持。最终，学位委员会同意单独设立系统工程学科组。
70年代末，机械工业部出钱邀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帮助上海机械学院筹办系统工程培训班，钱学森也邀请了汪应洛参与筹办。
期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代表团来华访问，应汪应洛之邀参观了西安交大，对该校的管理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1979年底，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管理学院的联合邀请，“中国管理学家代表团”赴美访问，代表团团长是国家计委顾问薛暮桥，副团长是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汪应洛作为代表团成员一同前往，通过此行，他对管理学科教育的方向、课程设计、与企业的关系都有了新的认知。他感到，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其管理者必须具有战略意识和战略眼光。
回国后，汪应洛等一批系统工程专家积极推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立管理工程学科组。他从系统工程学科组调去筹建管理工程学科组，考虑到需要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支持，他邀请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担任学科组组长，自己担任副组长。
朱镕基非常重视管理，曾在与外宾谈话时连说三遍：“中国最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管理！我们需要管理！我们需要管理！”朱镕基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管理工程学科组的工作，还给学科组下拨了一批研究经费，国家经委开会有时也会把学科组成员请去。
汪应洛还向教育部陈述理由，推动成立管理学院。1984年，国家批准成立了10所管理学院，西安交大管理学院名列其中，汪应洛就任首任院长。从此，西安交大管理教育始终走在全国前列，许多著名大学管院院长和副院长都出自这里。
那时许多企业领导不熟悉企业管理，在汪应洛的建议下，国家经委成立了全国厂长培训委员会，由经委主任担任培训委员会主任，汪应洛担任副主任。全国第一批管理学院成立后，汪应洛促成各管理学院承担了培训任务。
理工科类“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起来后，文科类管理教育相关人员来找汪应洛，希望加入这一学科。汪应洛设想成立管理学门类，把理工科与文科类管理教育结合起来。他分别给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系的李岚清以及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写信，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终同意设立管理学门类，中国的学术门类由11个发展到12个，管理教育也通过理、工、管交叉融合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参与三峡工程综合论证
汪应洛参加了多个国家重大工程决策论证，包括三峡工程。
过去几十年，围绕三峡工程是否兴建、何时上马、怎样建设等问题，各方争论激烈。1980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三峡建设由国家科委和国家建委负责，继续组织各方面专家论证，提出意见。
汪应洛曾回忆，当时电力部、水利部、交通部以及四川省、湖北省等各方争执不下，各方都有自己的学术支撑力量，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三峡大坝的高程。刚开始建立模型做定量分析的汪应洛团队被选中参加论证，要给出定量分析的结论和方案。
此时，由于国际上的应用发展和钱学森、许国志、汪应洛等科学家在国内的推动，系统工程学已引起高层重视，被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很多领导人常把“这是个系统工程问题”或者“这个问题要系统分析解决”挂在嘴边。国家科委在制订1975~1985年科技规划时，也把研究系统工程学解决大系统的最优解问题列入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1982年初，席酉民考取了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管理）硕士，成为汪应洛的首届研究生。席酉民说，当时大家对系统工程非常陌生，特别是还带有“管理”二字的括号，足见汪应洛的前瞻性。
半年多之后，汪应洛推荐席酉民去国家科委，参与了“三峡工程综合评价和决策分析”研究。
国家科委预测局负责刚刚兴起的软科学研究，是中国软科学发展的重要推手，而西安交大是中国软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汪应洛作为国内系统工程学科的领军人物，与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联络密切，使西安交大更容易接触到国家研究项目。
那时多家单位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以至战争风险等不同方面对三峡工程作专题论证，汪应洛团队是唯一在各专题论证基础上进行综合论证的单位，其研究更后端，也更接近决策。
席酉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研究后发现，从历史来看，三峡工程和很多大型工程一样存在严重内耗的问题，除了经济技术制约，还受到政治因素、部门利益、人的因素等各种影响。一些支持尽快上马的单位和人士往往挑有利的说法上报，在其方案中把防洪、航运、发电等作用人为突出，而一些不利因素则不去充分呈现。
团队汇总了各方提出的41个可行性方案及相关论证资料，以对这些方案进行综合评价。这是论证中最为复杂的环节，需要建立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如要选取哪些指标、选取多少个指标，还涉及这些指标的计算是使用简单的线性加权还是使用灰色理论和模糊数学的综合集成算法等问题。每个指标背后都需要做大量工作，而最后体现在模型中的就是几个数字。
经济评价在综合评价中地位特殊，需要评价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经济效果以及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阶段是否相适应、是否为目前国力所及。因此，经济评价的指标体系是最先建立的。
还有移民工程、战争风险等重要问题。军队中有人提出，一旦发生战争，三峡可能会出现重大风险。汪应洛团队会同水利部专家，对三峡的数学模型、全航道模型、局部航道模型都做了模拟计算，分析一旦出现重大风险后可能产生的后果，结论是战争风险可控。
当时系统工程理论和运筹方兴未艾，还处于引入、学习、推广的初级阶段，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人防、生态环境等方面对三峡工程方案做综合评价存在很大挑战，不仅没有现成有效的方法论，很多工具也不能简单地直接使用。
在国家科委工作期间，席酉民有机会与多个领域的大学者接触，受到很大启发，很多新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被创造性地整合形成。
评价指标需要广泛收集资料，但有些资料非常缺乏，还有一些只能根据经验给出大致范围，因此他们对能准确定量的指标做定量计算，对难以准确定量和无法定量的指标则请有关专家采用定性分析、半定量分等级描述的方法评价。但是，这种评价有许多不确定性，而且涉及到心理因素。评价者常用“大约”“差不多”“比较可靠”等方式描述，很难获得一个确切的值，而且同一评价者在不同次的评定中可能给出不同结果，不同评价者其结果可能差异更大。
受北师大模糊数学大家汪培庄的启发，席酉民萌生了动态加权的思路，采用集值统计，可以在试验中得到一个子集，而不是一个确定点，相当于评价者对某一指标的区间估价值，这样可以处理不确切的评价，减少随机误差。最后，他集成了一些新思路，采用多指标会话式选择决策模型的计算方法，对综合评价的结果进行排序。
最后，根据计算和分析结果，汪应洛团队推荐了两个较优方案，并提出坝高185米、蓄水高175米的建议方案，这个高程也是国家最终所作出的决策。
1984年，席酉民完成了以《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综合评价与决策分析》为题的毕业论文，顺利获得硕士学位。
1986年，国家设立“七五”攻关项目“75-16-07-03专题”，从事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利用研究。汪应洛作为专家组成员，率领西安交大研究团队承担了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及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得出结论：通过系统工程的优化计算和综合权衡，表明三峡工程投资需要1000多亿元，而且不是一次投入，国力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这一判断，后来在三峡工程的实际建设和运营中得到了检验。
1987年，冯耕中从西安交大计算机系本科毕业，正逢汪应洛组建首届中加MBA班。汪应洛认为信息化建设是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因此破格录取了他。
冯耕中与汪应洛、席酉民一同做了“三峡工程决策支持系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这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人机交互系统。冯耕中说，当时计算机和互联网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决策支持系统研究具有很强的前瞻性。1992年，国家设立“八五”科技攻关项目“黄河防洪防凌决策支持系统研究与开发”，由于西安交大此前所做的三峡工程方面的研究，黄河水利委员会与该校很快形成合作。
管理就是兼容并包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兼容并包的学科，很多人认为，这门学科的特点很能反映汪应洛的人格特质。
几乎公认的是，汪应洛打造的队伍十分团结，又带有不同学科背景，这是西安交大管理学院一直排名前列的重要原因。他没有门户之见，“各路人马”也都愿意在他手下工作，都感到合作得很愉快。
直到年近九旬，汪应洛依然每天去位于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的办公室。他像年轻时一样，思维缜密，喜欢时尚的东西，爱玩手机，坚持学习前沿知识。
早在1995年，在计算机尚未普及时，他就提出基于计算机智能化的战略决策方法和支持工具，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年，他开始关注大数据，认为大数据对管理学科的发展是重要机遇。当时人们心存疑虑，搞大数据会不会将管理学院变成数据处理学院？最终大家被说服，在汪应洛的指导和学校的支持下，西安交大管理学院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合作，于2012年成立了大数据研究中心。
2010年，80岁的汪应洛发表执教60周年感言。他说，自己曾有多次机会调回上海或者到中央部委工作，但最后还是决定留在西安交大，因为他乐于在教育岗位上教书育人，为弟子们在事业上的成就而欣慰。
为了给年轻人更多机会，汪应洛早早从领导岗位退下，使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的年轻学子更早进入领导层，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得益于汪应洛创造的多次机会，席酉民在年轻时就有机会与中国系统工程和管理界的大家们一起工作，后来成为管理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进入系统工程和管理工程等国家级学会领导班子。
汪应洛卸任后，席酉民接任管理学院院长，后升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后来他决定调整工作重心，去苏州创办和领导西交利物浦大学。很多人不理解，但汪应洛总是支持他，一直热切地关注着学校的发展。
冯耕中现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他认为，汪应洛具有精准把握方向和趋势的能力，也许得益于系统管理学科建设，他还有很强的系统观念和统筹全局能力。在管理学院，大家接受的熏陶就是系统观念、系统管理思维。
人们都觉得，汪应洛就如海纳百川，总是用人所长，兼容并蓄。他很少具体告诉学生该怎么做，而是给年轻人搭建平台，创造机会，这或许是一个导师所能给予学生的最大支持和帮助了。
（本文参考了李志杰、吕绚丽著《汪应洛传》）
发于2023.8.14总第110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汪应洛：管理之境
记者：宋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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