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人口面临巨大转折，而上海作为超大城市，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近日，在由上海市人口学会和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联合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承办的“城市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专题报告会上，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作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方案与上海方案》报告。
“不管是老龄化，还是少子化，本质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且这个结果在世界范围之内几乎没有例外。”彭希哲指出，老龄化和少子化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之一，这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但各方仍须在促进生育方面作出努力，“鼓励生育其实很难解决当下的问题，但它是想为20年后，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更有利的人口环境。”
与此同时，“低龄老人”和“高龄打工人”正成为一个普遍探讨的新议题。彭希哲认为，传统的老龄化存在误区，老龄人口的定义也有待更新，如何挖掘老年人口中蕴藏的巨大人力资源和消费潜力，值得探讨。
少子化：我国人口出生数仍将在低位徘徊并可能持续下降
我们该怎么理解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的结构变化，以及这二者对中国和世界未来会产生的影响？
彭希哲谈到，要理解的第一点是，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特征，但我国也正在发生“总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基本停止”的情况。“连续三年维持一种状况，我们才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彭希哲说。
第二，要认识到育龄人群不仅在上海，在全国都在持续减少中，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下降很快。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2022年全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人，这是1962年以来，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
“在我国未来10年中，生育旺盛期妇女每年至少减少400万。在这样的状况下，年出生人口要想再回升到1000万以上，我们觉得比较困难。”彭希哲团队曾做过测算，如总年度出生数要恢复到1200万，生育水平需要比现在提高40%，而这会花费大量的人力资源、国家财政或家庭资源，“要认识到，未来我国年度出生数应该基本上是在低位徘徊并可能持续下降。全球范围内当一个国家生育率低迷的情况，一般短期之内都很难拉上来。”
彭希哲认为，生育政策的目标，不宜定得太高。“我认为尤其不能把上海的生育政策定得太高。如果在配套政策上国家财政花了很多钱，最终出生数据没有较大提高，大家就认为说上海生育政策失败了，这样理解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两者之间绝对不能挂钩。”他解释，上海的生育及其配套政策更多的是表明政府对生育问题的基本态度，反映的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应当给到中国的生育家庭或者说育龄人群怎样必要的社会福利。
彭希哲谈到，一问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大家就说因为没钱、太忙没人带孩子。“我们做人口研究的会看到，为什么谈钱算账，说生一个小孩要花多少钱？经济学认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在做经济上的理性选择。如果按社会学的角度解释，羊群效应的影响就很大，即看周边的人都生了，那我也选择生，而如果大家都不结婚、不生育，则可能影响个人判断。”彭希哲认为要特别注意那些在社会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群，他们的婚育行为会产生一种引领性的效果，“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目前的现实，应当为上海的育龄人群提供更多更好的婚、育、养、教的公共服务，同时舆论的导向仍是重要的。”
在“生育账”方面，包括上海在内的一线城市的育龄人群，或许会算出一笔更高的账。“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反映在生育成本上也同样如此。”因此，他认为，生育政策不宜全国一刀切，要认识到区域人口增减的分化趋势，“生育率的提升是国家的整体目标，我们国家讲究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因此对于重点人群、重点地区，可以重点关注，让整体投入获得最大效益。”
老龄化：预计未来30年，中国始终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在老龄化和少子化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之一的背景下，彭希哲认为，应当破除传统的老龄化误区，更新老龄人口定义，挖掘老年人口中蕴藏的巨大的人力资源和消费潜力；要在国家战略视野下对“积极应对老龄化”破题，建立“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应对老龄化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我们的老龄化和高龄化的速度不可避免地在加快，医疗负担会随之越来越重，退休高峰和死亡高峰也将出现。”彭希哲谈到，在全球范围内比较，中国在未来近30年的时间，将始终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此后才有可能为印度“赶超”。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测算显示，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
“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了。”彭希哲表示，欧美国家一般花百年时间完成从进入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过程，中国走完这个过程只用了34年，“太快了，使得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在观念、财富、制度上做足准备。”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底是要调整人口来适应我们原有的各项制度，还是调整就业政策、福利政策、社会保障、养老金制度等，来使得人口和社会经济、环境资源之间取得新的平衡？“这两条路当然都要走。现在国家鼓励生育，其实目标不是解决当下的问题，而是想为20年后，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更有利的人口环境。”彭希哲说。
人们对老龄化的最大担忧常常是担心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负面的压力。当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结构都不可避免地减少时，怎么用更高的劳动力质量补偿减少的劳动力数量，将成为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我国历年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深化，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现象日渐凸显，劳动参与率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持续降低。彭希哲谈到，近年来更多年轻人接受更长时间的，未来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会不断提高；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灵活就业或退出既定的劳动力市场；此外，科技的发展也在改变生产方式和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短期内主要表现为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而科技在未来在多大程度上能激发更多新的劳动力需求，目前也仍有不确定性。
老年人口的界定标准或许过于简单化，潜力有待挖掘
在上述背景下，彭希哲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老龄化观念的误区。
“在传统概念上，人到60岁就要退休，认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到了60岁就不再发挥作用了，60岁以上的人是需要被别人抚养、被别人照料的。而在这样一种社会认知和制度安排中，我们势必会夸大老龄化的各种负面效应。”他谈到，我们常常基于“相对年轻”的社会形态和国际经验思维惯性来理解老龄社会，而社会对于老龄化的一部分概念，其实是建构出来的。
彭希哲认为，我国老年人口中蕴藏着巨大的人力资源和消费潜力。
彭希哲提出，目前老年人口的界定标准或许过于简单化，只关注生理年龄，而忽视老龄化的多元性、层次性、阶段性和动态性。“大家划定的老年人口的标准，是数十年前由联合国提出的标准，而从确定这样的指标至今，人类社会已经经历巨大的人口、健康及疾病谱转变，经济社会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革。标准不能顺应新的形势改变吗？怎么改变？这有待学术界的研究，需要政府部门达成共识，甚至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社会中各方面形成一个新的社会、舆论环境。”
彭希哲举例，巴菲特93岁了，大家却依然觉得他没退休，因他在市场上仍能发挥作用。“我们要认识到，老年人口中蕴藏着巨大的人力资源和消费潜力。”他解释，在未来十年间，每年新增进入老龄的人群数量都在2000万左右，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继续工作或参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也会成为蔚为可观的人力资源。
对老龄人力资源的使用，特别是超过60岁但还有能力和意愿工作的，如何将这部分人口纳入整体的人才规划？怎么更好地发挥这部分人力资源的作用？这将成为学者们的新课题，也需要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修改完善各种法律条例和政府规章，创造更有利于老年人口社会经济参与的社会环境。彭希哲认为，处理好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或可抵消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目前可能以推进灵活退休安排为主要途径。
而对于中国人口结构在未来的变化，彭希哲认为，少子老龄化将持续发展，中国需要利用好几大优势，如政府治理和协调资源的能力优势，我国悠久的养老孝老尊老历史文化传统优势，以及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广泛应用赋予我国的时代优势。
“西方发达国家在和中国相当的老龄化阶段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科技发展。充分利用科技发展和制度创新所提供的机遇和潜力，无论是在经济持续发展还是完善为老公共服务等方面都是大有作为的，也是我们积极应对老龄化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彭希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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