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学生不敢休学, 如何打通返校路? 上海做了一种探索 -

为何有的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后，想休学却不敢休学？当校园生活按下暂停键，在休学期间，患有精神疾病孩子们会遭遇哪些新的问题与困惑？心理状况好转复学后，就意味着能够顺利回归学习和生活正轨了吗？

南都教育联盟“阳光返校”系列报道第二篇，聚焦于休学治疗的抑郁学生，探究“复学难”的原因。为了稳稳接住抑郁学生回归校园，在上海市，还有一批教育者率先进行了“复学衔接”的探索。

休学后家庭成为生活重心

会产生哪些新问题？

“无所事事”的空虚状态，是抑郁学生休学后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心理治疗师赵新宇表示，脱离了校园环境后，缺少了学校规定和老师的管束，再加上家长可能对孩子的管控会相对放松，“过一段时间之后，孩子很容易陷入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的状态。”

在家的时间被拉长后，父母的耐心也会受到挑战。初中生小青（化名）是赵新宇的患者。据赵新宇回忆，刚休学时，父母对小青耐心有加，但时间一长，父母见到小青“颓废”、打不起精神的样子，忍不住要责备小青两句。后来，只要父母在家，小青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小青的心情越来越糟糕，甚至试图自残、自杀。为了缓和矛盾冲突，赵新宇随后让父母参与到治疗中。

学生在家休学是为了休息放松，平复心情，但很多孩子其实一刻也没休息，内心对自己的未来有很深的忧虑。赵新宇表示，这部分孩子只是因病情，无力改变现状，最后只能痛苦地放弃思考这些事情，回避这类问题，才显得颓废。“他们需要鼓励和支持。但过分地啰嗦、反复提醒他们早就知道的事情，只会适得其反。”

学生在空地上玩耍。（图文无关）

被切断的同辈人际关系，是休学学生面临的另一大难题。青少年在进行心理治疗的过程中，保持与同辈之间的联络非常重要，“因为同龄人之间有更多共同语言、更能互相理解。”赵新宇表示，虽然抑郁、双相情感障碍（以下简称“双相”）学生看似特别抗拒和外界接触，但他们却又是最需要通过与他人的良好沟通，获得理解、支持的群体。“同理，抑郁学生抗拒外出、抗拒运动，但适当的运动是非常有助于舒缓心情的。”

然而，如何说服抑郁学生“突破舒适圈”，需要心理治疗师、家长巧妙地把握好平衡。“一旦在说服过程中语气过于强硬，或是个别词语使用不当，又很容易造成孩子情绪起伏、激动。”赵新宇表示，为了更好地引导抑郁学生，首先要与孩子建立好信任与关系，才能逐步引导。

挥之不去的学业焦虑

在复学之际重新涌上心头

休学在家，就等同于彻底逃避了学业压力吗？实际上，赵新宇在治疗休学青少年患者的过程中常听到他们感慨：“我的同班同学们是不是已经升了一个年级了？他们是不是一直在教室里用功学习？可是，看看我自己，我像个废物一样……”

尤其是休学期即将结束，临近复学时，重新跟上校园节奏、面对学业和考试，仍然是一座难以跨越的大山。甚至有不少学生需要在复学后重新休学或请长假休整。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葛鑫宇告诉南都记者，在门诊中，有些休学在家的同学向她倾诉，看着别的同学都在按正常节奏上学，心里始终有落差。即便内心并不排斥学习，精神和身体状况又导致学不进去，感到更加焦虑了。“我会鼓励这些同学，每天学一点点，不论是每天只背1个单词，或是先看10分钟的书，都是一种进步。这样一来，至少回到学校能有一个基础，不至于心慌，学习压力也会相对减少一点。”

因确诊双相休学一年的高二学生谢盈（化名）告诉记者，休学期间，最难抵抗的是产生自我怀疑的时刻。但是，在家休学的一年时间里，谢盈并没有让“无聊感”占据上风——看心理相关的书籍、自学编程、出门摄影，这些都是她努力充实生活、阻止陷入自我怀疑的方法。随着药物治疗、心理疏导的持续进行，谢盈的双相也有所好转。

然而，即便谢盈的休学生活相对有计划性且充实，在临近复学时，她坦言，她对返校依然有很深的恐惧感：和新老师新同学打交道、重启暂停一年的学业、参加高考……那种要从头来过的感觉，让谢盈感到颇为无助。

一切都如谢盈所预料的一般，复学之路并不顺畅。学校收到医院开具的医疗诊断、批准了谢盈的复学申请后，老师曾口头要求她作出保证：“不得在学校做出伤害其他人和自残的行为。否则必须立刻请假回家，暂时不得返校。”

可是，自残的念头再次出现在谢盈的脑海里，复学一个月后，她被重新确诊为重度抑郁。“在家休息了一整年，突然要重新按照学校朝六晚十的作息生活，我实在是跟不上进度。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前面还有万人过独木桥的高考，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担忧。”谢盈不得不请长假再次休息了近4个月后，才能够坚持在校上课。

“复学难”让抑郁学生对休学治疗望而却步

复学流程规定的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更是让部分抑郁学生不敢休学。

高二学生李可欣（化名）的学校要求，因精神疾病请假休学的学生，学校复学需提前半年申请。然而，除了黑纸白字的规定，关于因精神疾病休学、复学，李可欣还了解到一个“传言”。李可欣告诉记者，她从对学校事务比较熟悉的同学处了解到，因精神疾病问题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后，学校不会直接接收，而是将他们转去其他水平较差的。

“这也是我们学校一位学姐的亲身经历。”李可欣还表示，她的另一位同学按照学校要求提前半年申请复学，但休学期结束后，学校仍未批准这位同学返校，“不知道这位同学是否也要‘被转学’。”

半年前，确诊抑郁的李可欣已有休学的想法，可是，由于担心遭到“特殊对待”，李可欣从不敢向老师提起休学的想法，更不敢向老师确认“复学后被转学”这一情况是否属实。目前，李可欣只能通过请假看病喘口气。

对于患有抑郁症的学生而言，假如无法复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李可欣坦言，作为生，高考这道的终点线始终横贯在脑海里，相比起身心健康，她更恐惧无法考上理想大学，“尤其是像我这种还没严重到完全无法学习的情况，休学了也会不安、愧疚、焦虑吧。尽管大家嘴上都说身心健康最重要，但心里都认为学习成绩更重要吧。”

李可欣告诉记者，她偶尔和父母聊起自己的身体情况时，父母曾不止一次说过：“休学也不是办法，还是不能落下学业、不能放弃……”久而久之，李可欣只能强行顶住胸闷恶心、头晕手抖等躯体症状，把休学的念头埋在心里。而在李可欣的社交平台上，她写道：“继续强撑着读下去我会很难受，但休学在家我也会害怕追不上别人焦虑。”

“当前，国家、社会和学校对抑郁症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但在实际应对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方医科大学教授、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高天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曾多次走访浙江大学、温州医科大学以及广州脑科医院等单位，与医生群体深入交流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问题，发现心理问题“污名化”情况严重，家长、学校避谈心理健康问题，影响治疗及时性。“我希望社会公众能够对心理健康问题有个正确的认识，特别是在家庭中，家长也要正确的认识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方医科大学教授、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高天明。

面对精神疾病康复学生存在的返学难问题，高天明表示，“这其实还是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接受问题”。由于抑郁症患者有较高的自我伤害风险，学校可能担心学生复学后出现极端行为，而学校难以承担相关责任。“我觉得教育管理部门需要对此划分清楚界限，不要把责任都压到学校一方，使得学校不敢让被诊断为精神疾病但康复的学生复学。”

上海奉贤区的探索：

这个成长营

不对学生的到校时间作强制要求

治疗心理问题，不是一件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情。稳稳接住康复学生、“拒学”学生回归校园，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缓速的衔接与适应过程。为了帮助这些孩子“阳光返校”，在上海市奉贤区，这群教育者做了这样一次探索。

据《文汇报》报道，2022年“十一”长假期间，在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局局长施文龙的提议下，奉贤区教育局根据前期排摸，召集了十几位家长，举行了一场座谈会，让家长们把孩子的故事和家庭的困扰讲出来。

这些家长的孩子，都常因非常规病事假无法到校上课。“孩子有抑郁症状，要服药。吃了药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来，学校去不了，越去不了就越脱节，后来就不敢去学校了。”“女儿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心事重重的样子……”

随后，奉贤区正式启动“新成长关爱()教育计划”，通过实施重点学生建档立卡、居家学生送教上门、家校合力新成长营、新成长家长沙龙四大项目，尝试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学生重建更适合的育人环境、重塑更适合的兴趣目标，力求让他们重新融入更温馨的家庭和校园。

图源：奉贤区教育局

据文汇报记者了解，成长营汇集了20位学科类导师，7位心理导师，39位艺术、科技、体育类活动教师，以及5位专职管理老师。70余位优秀教师是在奉贤全区各教育单位充分动员后遴选的，其中不乏多位区四星级、五星级班主任以及优秀学科教师。

宽松的教学和到校时间、课程内容丰富多样……与普通中小学的安排相比，新成长营的学习生活宽松得多。新成长营的教学时间为：每周二、三、五，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15分，通常一天只排四节课。学校对学生到校时间也不作硬性要求。新成长营的课程表每周都不一样，内容覆盖人生导航、才艺体技、学科辅导、社会实践等版块。这里的学习，硬性规定很少、弹性很大，学生既可以在学习中途选择回原学校，也可以经过一学年结束后再做选择，并由导师继续跟踪指导。